马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为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2018年10月31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部分中青年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以“贯彻十九大精神，总结四十年成就”为主题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中青年学者座谈会”，共有十五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学术编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部分古代文学博士、博士后，以及部分媒体记者参加了座谈会。

会议由《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致辞。刘跃进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认为老一辈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建立在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和对方法论的不懈探索的基础上。新一代学者则应关注：我们将来要做什么样的学问？未来二十到四十年的学术应当如何发展？古代文学学者除了在研究中获得自我的精神寄托，也应该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实现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

学者们总结了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对当下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展开思考，并结合各自的学术专长对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景予以展望。

一、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

中青年学者进入学术界的时间较晚，无法完整亲历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但他们怀着对前辈学者的尊重与敬仰，从四十年来的辉煌成就中汲取营养，总结经验，积蓄力量，继承传统。

李鹏飞（北京大学）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巨大的成就，应首先归功于老一辈学者树立的优良传统，他们一方面立足于传统学术的资源与方法，另一方面又兼通中西、胸怀天下，展现出深厚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关怀。颜子楠（北京师范大学）根据自己对海外汉学界的观察，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古代文献整理等基础工作的蓬勃发展，不仅得到海外汉学界的赞叹，而且使海外汉学研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文献依赖，这也是国内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之一。张巍（华南师范大学）则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多元化。第二，研究的深化、细化与交叉化、综合化。第三，文学古籍整理的全面推进和大型古籍数据库的建成，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二、当前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结合个人的学术研究，与会的中青年学者深刻反思了当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积极讨论，寻求开拓创新的更大空间。

第一，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

古代文学研究不能满足于简单的成果累积，而应时刻关注并回应时代需求，只有回溯到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才能不走弯路，不偏离学术初衷。李鹏飞认为，要通过我们的研究给个体的人生带来智慧的启迪、审美的愉悦、情感的熏陶以及精神境界的提升，提供创造幸福人生的精神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回归对经典文本和经典作家的关注，从文献整理、基本史实的研究上升到艺术与理论的研究。前者属于“发现性研究”，后者则属于“创造性研究”。

第二，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改革开放之初，古代文学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研究边界迅速拓展，大量学术空白得以填补，但也存在“跑马圈地”、研究深度不足的弊端。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应主张对过去的热点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和精细的开掘，实现学术研究的“精耕细作”。姜荣刚（许昌学院）认为，跑马圈地式的浅层次“开荒”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人们常以为这种类型的研究会导致研究领域和论题的枯竭，但其实，在这些表层问题被刨去之后，显露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学术问题。叶楚炎（中央民族大学）认为，要在宏观研究图景之下展开精细化研究，这不是对宏观研究图景见缝插针式的策略性趋避，而是对既往学术结论的一次整体性复验，其中也蕴含着修整乃至改写宏观图景的诸多可能性。

在加深研究深度的同时，也应继续拓展古代文学研究的广度。潘务正（安徽师范大学）认为，在经典化的过程中，有些之前不被关注的小家在某些机缘下也能转化为大家；而文学史的真实生态也正是大家独领风骚、小家遍布文坛的状况。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并不那么截然分明，边缘往往可以转化为中心。

第三，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

学术研究的发展水平，既表现为具体研究结论的发现与创新，也表现为研究方法与范式的突破与提升。咸晓婷（浙江大学）认为，文学文本的内蕴与可能性是无穷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研究者，可以生发出各种不同的阐释方式与研究方式。如何自主创造具有一定的理论适用性的文学研究范式，推动文学研究的实质性进展，是未来的古代文学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探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学者在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与学术方法时，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姜荣刚认为，盲目的拿来主义和盲目的民族文化本位都有失偏颇，西方理论应用于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问题，往往并非西方理论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对西方文学理论钻研得不够透彻。未来的研究者应该做的，是杜绝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和滥用，而不是对新鲜事物的一味拒斥。颜子楠认为，理论既是研究工具，也是交流工具。中国古典文学要走出国门，仍需掌握西方主流学界的理论工具。

第四，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与视野。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学”的概念外延异常庞杂，这使得古代文学研究很难局限于文学一科之内，而必须具备跨学科视野。叶楚炎认为，跨学科研究既是对于文学赖以为生的现实历史情境的回归，也是青年学者在以研究的方式弥补其学术视野的不足。姜荣刚认为，完全遵循晚出的“纯文学”概念，与僵化地恢复古代的“文学”概念，都是极端的做法。古代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讲，仍是一种历史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尽量接近历史语境，因此拥有现代的文学观念并不影响对其进行历史的研究。潘务正认为，在寻求跨学科视野的时候，也不应放弃文学本位。为此，他提出了“文学技法的社会文化史分析”这一概念，既照顾到文学本位，又能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进行纵深挖掘，从而提高研究质量。吴真（中国人民大学）则通过对戏曲研究现状的反思，揭示了非文学化的戏曲研究路径所面临的窘境。

中国古代文学纵贯数千年的时间跨度，研究者不应局限于对某一时代的精细化研究，而应具备通代视野与宏观格局。胡琦（香港中文大学）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应会通诸“代”以观其“古”，既需要在具体的议题上有“小同行”的切磋，又需要整个“古代”“大同行”的相互砥砺。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还应走出本国狭小范围，勇于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文学的研究框架之内，从而具备全球视野。卞东波（南京大学）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将眼光扩大到整个东亚古代文学，不仅研究中国文学对东亚汉文学的影响，而且要研究东亚汉文学独特的美学意义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形塑作用，这样才能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的世界性与“超域性”。程苏东（北京大学）认为，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无法脱离世界文学史以及普遍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那种认为基于传统中国“文学”概念而写成的文学史就是一部与世界普遍的“文学”观念、与作为客体的“文本”自身的理论无关的本土文学史的观念，在实践中是难以成立的。

三、古代文学研究的前瞻。

与会学者还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可能路向予以展望。蔡丹君（中国人民大学）总结了四十年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巨大成就，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也应遵循“改革”与“开放”的要求：第一，要走出“文学成就史”和“名家名篇研究”的模式，进一步地在历史时代与地理空间变迁的多维视角中去关注文学史的生成；第二，集部文献的研究，需要从“文献知识”逐渐过渡到“文献思想”的阶段，要带着问题把版本研究推向更为细致的层面；第三，努力建构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文本理论。曾祥波（中国人民大学）结合唐宋文学研究（特别是杜甫研究）中的问题，提出三点看法：第一，不能忽略文学文献研究中的一些“源头性”问题；第二，注意对文学文献中的规律性现象进行总结；第三，通过对一代作品的全面细读，在该时代知识世界中理解文本的原有属性，从而获得新认识。李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俗文学文献在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中已经成为极为重要的材料，但其文学性仍有待深入发掘。如何提炼它所包含的文学要素，视其为一个文学文本，是俗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最后，竺青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本次会议的核心内容是梳理古代文学的学术谱系，与会学者们在学术思想史的层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进行回溯与总结，在研究目的、研究范式与方法、研究视野与观念等方面展开讨论，取得了诸多共识。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年轻一代学者面对新的时代机遇，只要能够理性反思，积极开拓，一定能够开创全新的学术局面。

日新的“古代”与我们的“古典”

胡琦 

（香港大学中文系）

作为一个生于80年代的年轻人，谈论“改革开放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不消说只能是管窥锥测了。不过，跟在先行的前辈身后，“却顾所来径”，反思自己学习与研究中的困惑，却也实在是一个宝贵的机会。不妨先从自己求学过程中的一个细节说起：我本科阶段在北京念书，一直习惯的是“古代文学”这一学科名称。研究生阶段到了香港，发现在港台高校更常见的是“古典文学”的提法。仔细想想，名称差异背后，实际上正蕴含了一个研究者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我们在今天，应当以何种立场认识“古人”？毋庸置疑，与明清文人乃至民国初年的旧派学人不同，今天的知识分子大抵都不会奉四书五经为唯一的思想准则，也不再以文言文、旧体诗为主要的写作形式。于是，传统文学作为“古典”的色彩淡化，转而选择了更强调时间属性的“古代文学”。相对于以“古”为“典范”、为创作之楷模，今人的研究，更多是力图通过历史学的手段，重构“古代”的原本现场。“古代”的视野为文学研究开放了更多的可能，涉及到议题（经典非不证自明，有一个形塑的过程）、对象（非经典文类、非经典作家）、范围（作品产生的社会环境、物质形态、人际网络）各个方面，也为文学研究渲染了几层“史学”的色彩。

事实上，即使以多元、开放、历史化的“古代”代替相对精英、稳定、规范化的“古典”，我们同样不可避免地要直面“经典”的问题。其一是研究对象的经典化；例如，研究者是否需要将明清古文经典化？如果需要，应当用秦汉或唐宋古文的标准，还是用现代散文的标准（寻求现代性）？其二是研究方法的问题，适用于经典文本的研究方法（如版本源流、文字细读、思想系统分析等等），有哪些适用于、或是值得用于非经典的文本？其三是研究观念的问题。经典是建立“权衡”的途径，没有一个理解上的参照系，审美与价值评判似乎很难展开。以古解古，先尽可能地重构古人的经典观念、知识结构大概是一个必经之路。不过，古人的观念框架是多层次的，除了核心、精英的经典，一般知识构成的“普遍经典”（如科举之学，类书、通俗宗教等等），也需要我们注意。同时，传统文论是古人整体思想的一部分，每一观念背后有其自身的知识脉络（如理学、朴学等等），如果只是以今人“文学理论”的框架拆解之，恐难遽得其实。缘乎此，综合多学科的方法，超越“纯文学”的范围，回归传统“文”的观念，自然成为学界一种重要趋向。不过，除了汲取、利用哲学、语言学、制度史、社会史等学科的成果，反过来，文学研究如何可以为我们理解古代的思想与社会提供帮助？如何向其他学科贡献理论资源？这恐怕也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例如文学史与思想史的结合，简单地以文学作品证明思想史，恐怕仍有未尽之义。更值得追问的或许还有：文体形式对其中承载的思想，有何种制约、刺激乃至推动作用？文献（包括理论文本）本身的书写策略、编纂义例，近年成为学界较为关注的议题；这一方面当是得益于版本资料的涌现、数字手段的运用（方便地查阅、追索、整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学界在研究思路上一些共识：文本不仅仅是思想观念的“材料”，文本的脉络与书写形式，也可以呈现为思想史本身。“文学”正可以作为理解“古代”的一把钥匙。人文研究最迷人之处，或许正是顺着古人的思理文脉，瞻前顾后，仰高俯深。

当然，化“古典”为“古代”，多元性也会为今人的研究带来挑战。如果说“古典”往往以有限乃至一元的价值为指向，“古代”之后不能不引出的结果就是“断代”的进一步细分。这种“术业专攻”固然是有必要的，但“文学史”本身并不是线性的，明人可以越两宋而事三唐，清人也可以稽往古而考先秦，这一部“史”本身充满了断裂、跳跃、折返，或者用“文学”的术语说，充满了插叙、补叙、倒叙的可能。会通诸“代”以观其“古”，无疑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学术理想。如我们研究明清文学，许多具体的议题都需要上溯宋元以来“近世”演进的影响；同时，近年学界关于周秦汉唐文本生成、文本秩序的研究，也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刺激。从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来看，我们一方面需要在具体的议题上有“小同行”的切磋，另一方面也需要整个“古代”“大同行”的相互砥砺。切磋砥砺的基础，可以是共同关注的一些基本的“经典”（当然可能会跳出乃至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四书五经），更可以是从“当下”处境出发，对“古代”有侧重、有选择的观照之后，向“古人”提出的有自我、有情怀的问题。

在理性反思中重构古代文学研究的美好未来

姜荣刚

（许昌学院）

 改革开放四十年，学术界大体经过了三代学者的轮替。我们这一代进入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殿堂，大多在1990年代或更晚，算是第三代了。经过前两代学者的艰苦奋斗，古代文学研究已经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也因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学术成就。文献整理和出版的空前繁荣，研究领域的极大拓展，以及研究方法的丰富而多元等，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亮丽风景。也正因此，我们这一代才有幸获得了前人所不敢想象的研究条件和便利手段。以往难得一见的孤罕之本，可以随时摆在面前，文献的数字化更是使检索变得快捷而有效。同时，由于亲炙于这两代学者，我们从一开始便受到了规范而良好的学术训练，为日后的独立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过，虽然都受益于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但与前两代学者相比，我们这一代踏入学界，学术研究已经度过了初期的激情与亢奋，渐趋理性，因此对于改革开放的感受和认识，自然会与他们有较大的差别。前两代学者当初冲破思想禁锢，颇有重建学术研究新范式的豪情，虽然也遭遇失败与困惑，但对学术研究始终充满希望和期待。当然，他们也的确创造出了骄人的成绩，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这一时期的学术新生，所以他们对改革开放是充满感情的，当然也是十分珍惜的。而到我们这一代，固然有前两代学者打下的良好基础，但改革开放初期不加拣择的“拿来”主义，以及未经锤炼的开疆拓土，也使研究所出现的问题至此得到了全面凸显。加之面对前两代学者巨大的学术成就，也存在影响的焦虑。因此到这时，学界实际已经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情绪，对前期研究范式的质疑也不断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如果说前期学术研究的主体精神是开拓与进取的话，那么此期已演变成了反思与抉择。如何理性反思当下，正确抉择，关乎古代文学研究的未来。

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有一条真理颠扑不破，那就是开展正常的学术研究有两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必须具备良性运转的学术生态，二是要有兼容并包的开放思想。改革开放虽然本身并不构成学术研究的直接动力，但它为学术研究创造了这两个必要条件。因此，对于当下古代文学研究所出现的问题，无论我们如何反思，我以为这一点是必须坚持的。基于这一认识，我想针对当下学术界的反思谈几点个人的浅见。

首先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发展问题。葛晓音先生曾说：“在经历过80、90年代的一段学术跃进以后，随着研究者呈几何级数增长，古典文学研究中未经开发的生荒地的范围越来越小，浮在表层的问题越来越少。”（葛晓音《学术自信和价值判断》，《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有人据此表达了对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和论题日渐枯竭的悲观情绪，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跑马圈地式的浅层次开荒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更不会导致学术研究领域和论题的枯竭。学术研究没有止境，研究领域和论题也绝不会有枯竭的一天。甚至可以说在这些表层问题被刨去之后，显露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学术问题。而这些问题有多少被真正解决了的？以小说为例，明代“四大奇书”的作者和成书，近几十年研究虽有不少突破，但离问题的最终解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是以往学界趋于“定论”的问题，也未必没有重新推翻讨论的余地。比如《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是否是吴敬梓创作的问题，以往主流的观点认为不是，但随着宁楷《儒林外史题辞》的发现，观点便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改革开放虽然已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雨，但在时间的长河里不过短暂的一瞬间，其所创造的辉煌也仅仅是为未来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已，所以我们不仅不应对未来悲观，反而应该更加充满期待。

其次是西方理论的“水土不服”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思想禁锢解除，人们对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的渴求得到了全面释放，大量的西方思潮涌进来，被全面应用于古代文学领域的研究。这在当时的确使古代文学研究立即出现了焕然一新的气象，对此研究者激情也很高。但是这种简单的套用很快便暴露出了其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水土不服”。出现这种问题是必然的，毕竟西方理论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与中国的异质文化难以做到完全吻合。于是西方理论的神话又陡然间崩塌，其有效性遂遭致全面质疑，一些学者甚至因此提倡完全的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且不说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做法能否做得到，即使勉强做到，是否就是我们所期望的研究结果？再者，西方理论是否就完全失去其有效性了呢？西方理论虽然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但因人类心理的共同性特征，其普适性是存在的，因此其借鉴价值也是不可否认的。迷信西方理论神话固然荒唐，但完全贬抑又岂是理智的做法？深入分析今天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出现的西方理论的普遍“水土不服”现象，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还未吃透这些理论，便加以生搬硬套乃至滥用的结果，并不完全是理论自身的问题。实践证明走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道路是对的，但其前提是不断吸纳新的事物，以促成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排斥西方理论无疑与此背道而驰。

再次，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学”定位问题。改革开放延续的是晚清、“五四”的文学传统，借鉴的是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理论体系，而中国古代对“文学”又有自己的一套认知体系，二者有重合，也有分歧，以彼范此自然会在操作中产生很多问题。于是又有学者提倡完全用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来指导古代文学研究。这听起来似乎是很合理的，但是一旦实行必然导致现行古代文学学科的解构。从晚清以来，一直就存在完全西化和完全中国本位观念两种极端主张，但都被历史所淘汰。如晚清民初的章太炎，他是极端的中国文学本位观，连他的弟子鲁迅都不认同。民国时期学术界也曾有人完全以西方的纯文学观念来指导古代文学研究，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接受他的人也不见得很多。事实上，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采用这两种极端主张的都很少，大都是折中于二者之间。同时，还必须明晰的是，即使是西方的现代文学观念，也不是从古就有的，而是经过无数次演化，最终才在十九世纪趋于定型的。以这种后起的观念规范以往的文学研究，其问题自然也与我们类似。但我们未见西方学者倡导放弃现行的文学观念和理论体系，而完全采用古代的文学观念。再者，古代的文学观念也处在动态的演变之中，又以哪一个时期的观念为标准呢？实际上，古代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讲，仍是一种历史的研究，它自然需要研究者尽量接近其时的历史语境，因此拥有现代的文学观念并不影响对其进行历史的研究。

总之，当下学术已全面进入反思阶段，这自然是对改革开放初期研究模式所导致问题的一种自然反拨，其积极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不能因此而简单否定这一时期所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和学术财富，从而使研究由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对于目前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应理性地看待与分析，以使古代文学研究的未来走向正常化与理性化的坦途。

范式创革与古代文学研究的演进

咸晓婷 

（浙江大学）

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是举世共睹的。在文献整理方面，已经由经典作家拓展到各类中小作家、选集、总集以及新出文献、域外文献等；在文体研究方面，已经由诗、词、曲、赋、小说等主位文体拓展到碑、铭、论、赞等各类次位文体；在文学与社会研究方面，经济、政治、科举、宗教、音乐等，几乎无所不包。到今天，古代文学研究似乎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局面。然而，文本的内蕴与可能性是无穷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研究者，可以生发出各种不同的阐释方式与研究方式。

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科学技术不同。在科学技术领域，新的科技可以淘汰旧的科技，新的范式可以取代旧的范式；而文学艺术则有进展，但无所谓进步，没有所谓的后必代前，也没有所谓的后必胜前。《诗经》、楚辞与唐诗、宋词各美其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各美其美。几千年前的一首诗歌至今仍然能够带给现代人以鲜活的感动。对文学的研究和阐释也同样如此，后人与前人的工作不是简单的取代与淘汰的关系。不同时代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做出各自的阐释。古典文论有古典文论的理路，现代学术有现代学术的方法。文学研究与阐释的推进，既是时代社会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学术自身发展演进的结果，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学术范式的转换而推进。

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一种研究范式发展成熟之后，学术界必然寻求新的范式的转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前人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范式发生转换之后一定会失去其意义与价值，一定会被后人的研究所取代和淘汰。也许当一种已经成熟的选题方式在已无开创的余地之后，后来的研究者将不再涉及，但是作为一种阐释理论，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即便是千百年前的文学阐释，只要是合理的与有效的，就仍然是人们认识文学、认识人生、认识社会的理论工具，就仍然是后来的研究者思考的源泉与起点。而新范式的建立也并不是建立在对旧范式的简单否定的基础之上的，而是深入其中，探其内质与底蕴，融会贯通之后推演而出的。最终，前一代人的研究与后一代人的研究将各自以其不同的研究范式成为学术发展链条上的一环。

四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创造了丰硕的成果，各种研究方法已经趋于圆熟，学术研究以创造新知为目的，未来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前人的水平上止步不前。如何突破圆熟之境创造新的研究范式，是新一代古代文学研究者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当前的古代文学研究，虽然领域与范围不断拓展，但是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与范畴，则是借鉴西方的多而自主创造的少。譬如传播、接受、阐释、文学经典、性别文学，等等，这些各时段各文体都在使用的文学批评术语，实际上多是西方学术语境下的文学研究概念与范畴。它们一度激活了古典文学的研究，带来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革新，拓宽了对古典文学的认知。然而，如何自主创造具有一定的理论适用性的文学研究范式，推动文学研究的实质性进展，是未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域外汉籍视野下的古代文学研究

卞东波

（南京大学）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古代文学研究基本文献的次第影印、整理出版，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文献基础，也提供了研究的活水之源。晚近整理出版的古代文学研究资料中就有现在关注比较多的域外汉籍文献，可以说，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进步，也与域外汉籍研究的展开有着密切关系。

利用域外汉籍来研究古代文学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早在民国时期，鲁迅就向国内介绍了在中国失传而保存在日本的古典小说新文献《游仙窟》。《游仙窟》在日本的发现及其回传，直接改变了中国古代小说史的书写。但大规模影印、整理域外汉籍，并将之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中，基本上始于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特别是2000年以降。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目前已经出版五辑）、《和刻本四部丛刊》（2014年版），这两部大书的集部收录了大量与古代文学研究相关的珍贵文献。我的同事金程宇教授所编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五山版汉籍善本集刊》（2013年版），以及今年5月刚刚出版的刘玉才、住吉朋彦先生主编的《日本五山版汉籍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亦中有不少珍稀的古代文学资料。域外汉籍的引入不但为古代文学提供了一大批新鲜资料，而且丰富甚至改写了我们对古代文学的认识。下面结合改革开放来的古代文学研究，略举数例说明。

六朝文学研究就得益于众多《文选》域外版本的发现，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日本足利学校所藏的宋明州本《文选》，特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周勋初先生所编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都直接引发了学术界研究的热潮。很多博硕士论文就以《文选集注》为基本资料，也出版了与此相关的研究专著（如金少华先生所著的《古抄本〈文选集注〉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刘跃进先生编著的《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也充分吸收了域外保存的《文选》文本资料，取得非常大的成绩。最近，日本勉诚出版社高清彩色影印出版了东洋文库所藏的日本国宝《文选集注》残卷，上古影印本因为是黑白影印，很多古钞本上的信息没有保存下来，东洋文库本的影印出版，将进一步推动《文选集注》的深入研究。此外，唐代所编的《文馆词林》是研究中古文学的宝贵资料，尤以日藏弘仁本所收最全。罗国威先生所著的《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11年版）为我们利用该书提供了较好的文本。

改革开放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受益于域外汉籍最多，取得的成绩也最大，一方面是仅藏于域外的唐代集部文献的回流，直接填补了国内文献的不足，如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其底本即为仅藏于日本的元刻本，并校以日本五山版等文献。再如诗格是唐代文学批评的基本形式，然唐代诗格文献基本上已经散佚，而日本弘法大师空海所著的《文镜秘府论》中还保存着很多唐代诗格。业师张伯伟先生所著的《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就主要利用了《文镜秘府论》加以辑佚。卢盛江先生所著的《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华书局2006版、2015年修订版）、《文镜秘府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都取得了超越日本学者的成绩。《全唐诗》的辑佚，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中域外汉籍中保存的唐人佚诗贡献最大，如高丽朝代所编的诗歌总集《十抄诗》，其中就有近百首唐人佚诗，是为近年来发现的最大宗。目前该书注本《夹注名贤十抄诗》已有查屏球教授的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亦收录了北大所藏的朝鲜本。再如傅璇琮先生所编的《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华书局2014年增订本），其中所收的《翰林学士集》等文献亦仅藏于日本。另一方面，域外所藏的唐代集部文献的版本也推动了唐集研究的进步，如谢思炜先生所著的《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与该书大量利用日藏《白氏文集》古钞本有很大的关系。

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与域外汉籍相关。南宋诗僧研究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但南宋诗僧的诗文总集、别集，如《中兴禅林风月集》《江湖风月集》《雪峰空和尚外集》《藏叟摘稿》《淮海拏音》《雪岑和尚续集》《物初賸语》《橘州外集》等都已经在中国失传或不全，而日本则有全本存世。近年来出版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宋代禅诗辑考》（朱刚、陈珏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许红霞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就充分利用了日藏诗僧文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新近公布的宋代文学新文献，如北宋刻本《西湖结莲社集》，以及现存最早的宋人所编的唐诗选本《唐贤诗范》（熙宁元年编，比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早）在韩国的发现，都将丰富我们对宋代文学的认识。这两部书，我的同事金程宇先生都有专门的研究。

以上主要从文献角度简单综述了四十年来域外汉籍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推动作用，至于从方法论上的总结，张伯伟先生所著的《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从新材料、新问题到新方法——域外汉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优势学科编《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中华书局2011年版）、《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华书局2017年版），以及我所著的《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7年版）都有所涉及。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域外汉籍与古代文学的综合研究已经成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也是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从域外汉籍的视域出发，未来的古代文学研究，还可以从新资料的开掘、新问题的提炼、研究视野的拓宽、研究方法的更新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推进。

域外所存的汉籍资料可以用“海量”来形容，目前已经影印与整理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除了中国文集的日韩古刊本之外，域外还存在着大量中国文集的日韩古钞本、古注本资料，这都是有待开发的富矿。关于古注本，目前我已经整理出版了《寒山诗日本古注本丛刊》（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即将出版《朱子〈斋居感兴二十首〉中日韩古注本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即将出版），以及规模更大的《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丛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即将出版），其中包括陶渊明、杜甫、贯休、释重显、陆游、明七子，以及唐诗总集、宋诗总集的日本注本。再如中国典籍的日本古钞本，其价值可以与敦煌文书相媲美，就集部文献而言，除了我们知道的《文选》《白氏文集》的日本古钞本，其他的古钞本也值得研究。如我正在整理的苏东坡诗歌日本注本的古钞本《翰苑遗芳》《坡诗脞说》《天下白》《四河入海》，以及黄山谷诗歌的日本注本的古钞本《山谷幻云抄》，不但保存了很多中国失传的宋代古注，而且其自身的阐释价值也值得仔细分疏，对于研究苏黄诗歌在东亚的流传与接受也十分有意义。除此之外，日本汉诗文集、韩国汉诗文集、越南汉诗文集中还有大量中国集部文献、中国古代诗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评论、唱和、模拟资料。这些都是古代文学的新文献，很值得将部分资料全部加以汇编整理出版。

研究新资料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并解决新问题，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应该追求问题导向，突出问题意识。如南宋遗民文学的研究，从前我们研究的主要资料就是吴渭所编的《月泉吟社诗》，但在日本、韩国还保存南宋遗民蔡正孙所编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二书，特别是《联珠诗格》一书保存了以蔡正孙为中心的福建建安遗民群体诗学活动的珍贵资料，也可以从中看到南宋遗民的心灵史，以及宋元之际遗民诗社活动的基本面貌。蔡正孙编纂的这两部书不但有助于研究南宋遗民文学，也提出一个问题，为何蔡氏的这两部书在中国本土彻底失传，而在日韩却同时得以翻刻、校勘、注释，而且流传还特别广泛？内山精也教授曾提出一个问题：“宋诗能否称为‘近世’文学？”（《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他认为“通俗化”是近世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而《联珠诗格》等书在宋元之际的出现，正是宋代“近世性”的反映。这又牵涉到所谓“唐宋变革”中的文学变革是发生在唐宋之际，还是宋元之际的问题了。

研究视野的开拓，我主要想讲的是应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扩展到东亚古代汉文学。东亚地区，除了中国之外，日本、朝鲜半岛、越南古代皆用汉字创作了大量的古代文学作品，即东亚古代汉文学。自19 世纪末以降，东亚汉文化圈渐渐解体，特别是20 世纪以后，东亚各国纷纷放弃了汉语作为正式的文学书写语言，东亚汉文学则成为历史的“弃儿”。东亚诸国研究本国国文学的学者认为汉文学不属于“国文学”，而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又认为其不属于中国文学，故东亚汉文学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东亚各国普遍不受重视。东亚古代汉文学所用的意象、体裁、题材、语汇都来自于中国古代文学，但又具有本民族的独特性，我觉得中国学者应该将眼光扩大到东亚古代文学，不但研究中国文学对东亚汉文学的影响，而且要研究东亚汉文学独特的美学意义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变形与形塑。

研究方法的更新，我认为，未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将中国古代文学纳入到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脉络中加以观察，才能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的世界性与“超域性”。从前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眼光局限于中国文学文本的内部，不容易看到文本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如果目光放大到东亚，就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面向。如黄庭坚的《演雅》，是宋诗中以赋为诗，以才学为诗的代表，在清代还产生了“演庄”这样的亚文类。此诗也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在日本出现了若干部《演雅》的注释书，注重对《演雅》中物象的“讽寓性”解读；而朝鲜半岛则产生了大量拟效《演雅》的作品，而且很多都是次韵诗，在体量、物象密集程度上与黄诗不相上下，并且产生了“演雅体”这样的概念。这样综合起来一看，《演雅》虽然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但却产生了世界意义，而且各国对它的接受还呈现出不同的特色。类似的例子，在东亚汉文学中还有很多，应该努力发掘。

总而言之，域外汉籍不但可以为古代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库，而且也可以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思考，同时会衍生出很多新问题。可以想见，域外汉籍在未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格局中一定会大有可为。            

深化与拓展：古代文学研究再出发

潘务正 

（安徽师范大学）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前无古人。文学史有“一代之胜”的说法，学术研究也是如此。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在继承前辈学者学术精神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创新，从广度、深度与内涵上不断提高古代文学研究的水准，形成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研究的特色。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一是文学本位与学科交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从文学本位逐渐走向多学科交叉。在这一趋势中，有些学者坚持文学本位而拒绝多学科交叉，而多学科交叉者又时而模糊了文学的边界，以至脱离文学领域。古代文学研究固然不能脱离文学本位，但又不能局限于此。中国文学精神就是关注现实，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进行书写。因此，研究古代文学离不开文学现象形成的场域，须采取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式。当然，也不能脱离文学本位，仅仅将文学看作史学、文化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资料。在二者的结合上，文学技法的文化史研究最为典型。例如王宇根《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揭示宋人好“以才学为诗”，其实是建立在印刷文化的基础上的，书籍大量进入诗人的视野，典故的运用从追求广而博转向注重精而深。同样，我们也可以从汉代礼乐制度到唐代科举制度的演变历程中，解读汉大赋的“曲终奏雅”与唐律赋的“发端警策”（参见许结师《从“曲终奏雅”到“发端警策”》），由此也可领会技法变迁的深层因素。文学技法的社会文化史分析，既照顾文学本位，又能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进行纵深挖掘，从而提高研究的学术含量。

二是大家与小家。关注文学史上的大家，当然是很有必要的；但对二三流乃至末流的小家，也不能置之不理。首先，在经典化的过程中，有些之前不被关注的小家在某些机缘下也能转化为大家，正如天空中看似渺小的星星，实际上其质量大于太阳者不计其数。文学史上这类现象并不罕见。研究尚在经典化过程中的清代文学，更不能轻易地将一些所谓的“小家”打入学术研究的冷宫。其次，文学史的真实生态可能正是大家独领风骚、小家遍布文坛的状况，因此众多的小家也应该被纳入研究的视野。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说，美国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那些被传统美国史学无视或忽视的美国群体的历史给予了高度重视”。葛兆光撰写《中国思想史》时，不仅写了“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更用浓墨重笔地描绘了“一般思想史”（李学勤评语），即“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古代文学研究也可借鉴“新史学”等研究范式，关注小家及其群体的文学史价值，更为全面地描绘古代文学的真实面貌。

三是中心与边缘。四十年来，很多研究对象从边缘走向中心。以文体论，如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上升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在正统文学中，汉大赋、唐以后律赋的研究从“蕞尔小国”发展到“蔚为大观”；甚至连八股文也享受着类似的待遇。以时代论，清代文学也经历了由默默无闻到研究重镇的变化；民国旧体文学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热门。这些告诉我们，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并不那么截然分明，边缘往往可以转化为中心。至于文学史上作为反面教材的文学现象，也未必没有研究的必要。如唐代试帖诗，已经进入众多学者的视野。那么，清代大量的试帖诗、应制诗，是否也值得研究？再如应酬之作，白谦慎在《傅山的交往和应酬》中探讨明末清初中国书法的应酬及与之相关的修辞问题。受此启发，饱受清人诟病的明代文学应酬之风显然也有研究的价值，古代文学史上不计其数的应酬之作，以及与之相似的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冷落的领域，也应该被提上研究日程。古代文学虽然是个封闭的空间，但进入研究视野的面则可以不断扩大。

深化与拓展古代文学研究，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发现研究对象的价值，以理性观照作纵深发掘，是我们这个时代古代文学研究不断焕发生机的根源所在。

传统学术方法的现代生命力

张巍 

（华南师范大学）

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期，与封建帝制的终结大致同步，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从这个学科正式建立起，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就未曾消歇过。现今看来，许多争论都意义不大。一方面，方法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只要有助于解决问题，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尝试。“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做中国的学问，无问西东”，表达的都是类似的智慧。另一方面，并不存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就像不可能存在包治百病的灵药一样。良医之所以高明，正是在于他能做到对症下药。按照佛教所讲，佛法广博无边，但也是随人开示，修行者各就因缘得其所近，因此佛法共有八万四千法门，而且还是“法无定法”“是法非法”“非法法也”。这种说法对我们也颇具启迪意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并不意味着它们就能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给予宏观的引领和指导。更何况“方法”一词意义极广，涵盖多个层面，从学术思想的转化到处理材料的具体操作途径，都可以看作是方法，但它们之间逻辑差别很大，往往缺乏可比性。既然如此，脱离实际问题而讨论方法的优劣，就很容易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很难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

虽然在学理上我们可以得到上述认识，但从个人日常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的角度来讲，又必须找到一种较为可靠、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否则就真会有无所适从之感。那么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担此重任呢？我们知道，方法是接近对象的途径，研究方法则是研究对象的“类似物”（鲍列夫《美学》中语），是由研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文学产生一定时期后，就自然会出现相应的研究方法。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虽稍晚于创作和批评，但从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授徒讲学正式算起，也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看似零散、实则具备内在理路的方法体系。例如孟子倡导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汉代解经的章句、训诂之法，唐宋类编诗集中对相同题材的归纳比较，明清评点中对“起承转合”也即文章内在结构的把握等，现今看来也是非常高明的策略。对于这些方法，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等相关论著中都有详尽的梳理和论述。这些传统的方法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至今还闪现着强大的生命力，解决问题时往往非常有效。具体而言，文献考订、史实梳理、思想评价、文本解读、艺术比较与分析等，这些方法我们一直都在使用，只是因为研究者对它们太熟悉了，以至于经常忽略了它们其实也是研究方法。就像人们每分每秒都在呼吸着空气，但只有缺氧时才会充分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一样。如果要用现代术语对这些方法进行总括的话，或许可以称之为“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程千帆语）。中国古代没有“文学史”这种样式，但却有“文苑传”和“诗文评”，二者正好分别对应了文献学和文艺学两种研究途径。所谓“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正是对于民族优良传统的充分继承和现代阐释。

法国学者罗杰·加洛蒂曾著有《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意谓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可以吸收包融其他各种创作思潮，从而能够“无限”地扩展自己，这样它

 就具备了根本性的意味。古代文学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正好具备了类似的功能。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方法，尤其是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西方的研究方法都非常可贵，因为它往往能够提供崭新的视角与思路，但只有与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方法相融合，才能真正起到效用。换言之，就古代文学学科而言，西方研究方法对于传统研究方法绝不存在替代的问题，而只是有机的补充。

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待古代文学研究传统的态度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过于迷信、盲目崇拜西方理论，另一种则是鼓吹文化保守主义，甚至于将乾嘉学术奉为最高典范。前者可谓邯郸学步，后者则是固步自封。现今看来，充分继承中国本土固有的研究方法，积极吸收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有益成分，并辅以大数据背景下的现代科技手段，守正出奇，在平实中寻求创新突破，从而实现中西学术的融通，才是古代文学研究今后应走的道路。

继承与开拓

李鹏飞

（北京大学）

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大家也说得比较多，这里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只想简单谈一谈我们如何继承过去四十年乃至一百年古代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正视目前存在的问题，探索未来的发展道路。我自知没有资格来谈这么大的问题，但这是文学所和《文学遗产》编辑部交给我们的命题作文，只好硬着头皮来随便说几句了.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老一辈学者的治学境界是很高的境界，应该加以继承。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21世纪初，第一代、第二代学者才基本从学界淡出，他们给我们树立了很高的典范.这两代学者的共同特征是：传统学问的根基很深，对经史子集各部最重要的典籍都很熟悉，治学的基本手段如小学、目录、版本、校勘等手段都能运用自如，立足于经典文本与常规文献从事广博精深的研究，而且不少人兼通中西，眼界和胸怀都很阔大。可以说，他们研究任何具体的文学问题，都是放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中来加以考虑，所以能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在具体的研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素养与人文关怀。他们对文学作品艺术规律与审美特质的理解、对作家的情感思想的理解、对某个时代文学特征与精神风貌的理解也往往比较全面、准确而精深，直到今天也仍然给我们很深的启示。像王国维先生的词学研究、小说研究、戏曲研究，胡适、鲁迅、俞平伯、郑振铎、吴组缃等先生的小说研究，俞平伯、林庚等先生的古诗词研究等等，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现在和未来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在知识结构、研究手段和眼界胸怀等方面都应该努力回归老一辈给我们确立的这样一个崇高的标准，否则无论方法如何更新，古代文学的研究局面都很难有真正的突破和改善。

第二个问题是，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人文学科研究的重镇，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整理这一学科的全部文献，梳理文学发展的历史，探索其发展演变的规律，总结经验和教训，积极参与当代的文化建设，这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古代文学研究还应该更重视另一个功能，那就是要通过我们的研究给个体的人生带来智慧的启迪，审美的愉悦，情感的熏陶，精神境界的提升，提供创造幸福人生的精神动力。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未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或许就应该朝着如下的方向努力：1.大力提倡回归经典文本、经典作家，重视经典文本对研究者本人以及普通民众的涵养和提升作用，而不能抱着过于功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经典文本的研究。因为在目前的评价体制下，抱着功利主义态度来从事研究，必然导致对经典的疏离与忽视。2.提倡在文献整理、基本史实研究的基础上，上升到艺术与审美的研究，理论的研究，以及对文学中所反映的人生的重大问题、根本问题的研究。3.重新理解古代文学研究的创造性，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新文献的发现、新史实的确定视为发现性研究，而把在发现性研究的基础上对古代文学提出实事求是的新的理解、新的判断与新的理论阐释，尤其是对人的精神情感活动与艺术审美活动的特征及其规律提出新的认识的研究，视为创造性研究。像王国维、鲁迅、俞平伯、吴组缃、林庚、程千帆、周汝昌这些学者都做出了很多创造性的研究。比他们年轻的一辈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做出了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此外，还应反对学术研究的趋同化、碎片化、狭窄化、客观化、自然科学化，反对学术论文写作的八股化、程式化，提倡研究和写作的个性化等等。这些问题也有别的学者谈过，这些就不再多说了。

我在古代戏曲研究中的三点焦虑

吴真

 （中国人民大学）

戏曲学的兴盛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标志之一。王国维、吴梅、马廉、郑振铎等学者将之前被视为“小道末流”的戏曲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逐渐建立起中国戏曲史与文献研究的体系。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古典戏剧研究，前半段由于有孙楷第、钱南扬、王季思、赵景深、徐朔方等前辈学者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引领，在戏曲名家的创作意图与时代特征，以及经典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情感内涵等诸方面均已形成了成熟的研究范式；后二十年的戏曲研究则在作家生平考订、戏曲版本考辨、稀见文献的推介整理等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以下我主要结合个人的科研经历，谈一谈四十年的戏曲研究留给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压力与焦虑。

第一个焦虑是研究范式的焦虑。陈寅恪曾经概括王国维的三点学术成就，第三点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王国维那一代学者的研究范式已经变成当代戏曲研究的“路径依赖”，即以西方戏剧为参照体系，考察中国戏曲的悲剧喜剧观、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舞台空间等。依照这一研究范式撰写出来的论文，在1980、1990年代还可以发表在《文学遗产》等古代文学期刊上，但近十年，古代文学出身的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外来之观念”既解决不了中国戏曲的“体”（叙事特征、审美模式），更无法体察戏曲活动中的“人”（作者、优伶、读者、观众）。旧的范式逐渐失效，新的范式尚未成型，何去何从，渐成焦虑。近几年，有不少学者重新返回到戏曲学建立的西学东渐时代，追溯与反思“戏曲经典的学术生成史”。我个人认为，这样的“重返”是很有意义的，或许可以让戏曲研究更清晰地找到“中国话语”之所在。

第二个焦虑是文献的焦虑。四十年来，古代戏曲研究出版了多种大型戏曲总集、资料集成、梨园文献汇编，影印整理了大量的海内外罕见戏曲古籍；尤其是最近十年以来，海内外的藏书机构纷纷在网络上公开馆藏秘籍的全文影像，过去前辈学者汲汲以求的“珍稀文献”，已经变得容易得手。年青同行们尚未能很好地将四十年来的“文献井喷”消化为戏曲学内在的系统性营养成分，因此在发掘新文献中的新问题上面，近年来的戏曲研究论文差强人意。在有些古代研究领域流行的，貌似旁征博引、实为资料集合的“电脑体论文”，在戏曲研究界尚未成为流行范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还是因为大家还没好好消化过去四十年“井喷”的戏曲文献。四十年积攒下来一屋子的砖瓦，我们要用它们来建造什么样的学术大厦？

第三个焦虑是文学本位的焦虑。中国戏曲的“综合性”特质，决定了它不仅是文学艺术，也是音乐艺术、造型艺术，是剧场的、仪式的、社会的、地方社群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进入21世纪，许多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从文学之外的角度进入戏曲研究，而古代文学的原有戏曲研究基地又后继乏人，于是造成了“古代文学领域的戏曲研究陷入低迷”的现状。前两年，《文学遗产》曾经召开过两次戏曲研究的座谈会，研究者共商对策，普遍认为顺应当前学科发展的趋势，戏曲文学的研究出路，可能不在于“把人喊回来”做文学，也不在于理论方法的创新，而是放下对于“经典化”“精英化”戏曲的模式化认知，廖可斌老师用“眼光向后、向下、向外”进行了归纳。竺青老师对于古代小说研究“建立多层次阐释研究”的意见也十分重要。那就是对于古代戏曲小说研究来说，名家名作的研究固然重要，非名家的非名作也有研究和阐述其文学价值的研究空间。然而在“经典化”意识固若金汤的古代文学研究界，这样的“向后、向下、向外”的“俗文学”路径和“民众”焦点如何能得到前辈学者的认可，找到现实的生存空间，依然是个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就有多次因“选题过小”而被拒稿。由于研究对象中“名家名作”太少，我们的成果总是免不了因“选题过窄”而饱受歧视的命运。

以上三种焦虑深刻影响了我的学术选择。我从本科阶段就开始跟着康保成、黄仕忠二位先生专攻古代戏曲。当时“傩戏”研究热潮方兴未艾，康老师建议我应该学习宗教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然后再回来做戏曲研究。于是我到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宗教学的哲学博士，后来又到日本跟随田仲一成先生进行日本祭祀演剧的博士后研究。可以说，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前辈学者种下的善缘，才让我们有机会走出戏曲学科，开拓研究视野。然而最近几年，与其他学科的同行交流时，我发现陷入了一个“自我陈述”的危机，那就是，积累了那么多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的所谓“跨学科”知识，最后解决了文学的什么问题？如果说解决的是文学性的问题，那么这种学术成果能为其他学科提供多少养分？

近两年来，我通过对明清道教戏曲文献的整理，在山重水复的研究中，日渐认同杜桂萍、刘宁二位老师的意见，认为文学研究最本位的关注点还是应该指向“人”——具体到戏曲研究中，就是社会制度中的人、历史事件中的人、地方文化网络中的人、演剧环境中的人，是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活动构筑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也许是“人”如何在戏曲活动中体现心理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拉扯下的能动性。

同时我也认识到，以上所说的三个焦虑，其实是四十年来学科发展精细化的必然产物。对于研究“碎片化”的担忧，可以说普遍地存在于近十年来的文史哲研究界。余英时曾对钱锺书的学问有一妙评：“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观，就是说他有许多散钱，没有整个串成一串，可是他有很多小小的串子，串起来的，那些还是有用的，而且是永远有用的。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了，就忘记了。你留下真货，还是有用的。”能够将“一屋子散钱”的焦虑转化为对学术的“内在要求”，能够在仔细比勘文献之后发现、提炼出新的思想观点，这样的“小小的串子”研究，也许是下一个四十年戏曲研究的出路。

反顾与前行：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发展的几点思考

叶楚炎

 （中央民族大学）

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我们这代学人可能会显得比较特殊，基本上我们四十岁左右的人生历程与改革开放几乎完全同步。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又显得相对滞后，因为我们走入研究领域的时间，多在二十一世纪以后，因此，只能算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后半程。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所获得的机遇以及碰到的困难，也或许可以从这种改革开放视域下的时间错位中得到解释。

从机遇的角度看，二十一世纪以后入行的青年学者可以“坐享”二十世纪现代学术建立以来，在古代文学领域内积累起来的丰硕成果。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这种“坐享”本身可能并不全然是令人愉悦的：从反面来看，这也就意味着陷入无荒可拓甚至只能亦步亦趋的尴尬境地。在二十世纪末，对于学术史的研究已经蔚然成风，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则更是蔚为大观。对于青年学者来说，考察相关的学术史可以与学界既有成果进行地位平等的对话。这种对话也能够产生一个直接的影响，即充分汲取传统的研究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对于文献的注重。毋庸置疑，文献的整理特别是新文献的发现能够直接推动研究的进展.事实上，在古代小说研究的领域，郑志良老师发现的宁楷之《<儒林外史>》题辞》与吴敬梓之《后新乐府》就将《儒林外史》的原貌、原型以及本事研究都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新文献的发现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如何立足于已经得到整理的文献资料，做出有新意、有价值的研究，无疑是更为普遍的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议题.尤其对于文献发掘相对来说已经较为充分的一些经典作品的研究领域——例如《红楼梦》研究而言，就显得尤为关键。从这一角度看，基于个人的研究经验和体会，我觉得有两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一是宏观研究图景之下精细化研究的展开。以话本小说的文体特征为例，经由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话本小说的文体特征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探讨，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论述体系。但倘或做更为细致的观照，其中也依然蕴含着可以进一步追索的问题，诸如话本小说的分回特性、头回在说话伎艺表演体制中的功能、韵文套语的个体性叙述特征及其渊源等，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都有可以精耕细作的空间。实际上，这种精细化的研究不是对宏观研究图景见缝插针式的策略性趋避，而是对于既往研究中的各种成说能否成立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成立的一次整体性的复验，因此，其中也自然会蕴含着修整乃至改写宏观图景的诸多可能性。

二是对于学科领域边界的开拓。跨学科的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已经颇为兴盛，可对于青年学者而言，情形却可能有些复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学科体系也日趋严整。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多有较好的本学科的专业基础，但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缺乏前辈学者所拥有的宏通融贯的文化素养和学术视野。从这一意义上说，跨学科研究既是对于文学赖以为生的现实历史情境的回归，也未尝不是青年学者在以研究的方式弥补学术视野的不足。但这种专业背景也并非全然没有益处，在跨学科研究的时候，作为研究本位的文学往往会被忽视，甚至成为其他学科的一个注脚。但青年学者以所受的专业训练为基础，通过对于文本、文献、文体的重点观照，却有可能实现对于文学本位的坚守。这种坚守，也能带来学科领域边界的扩展。以小说和科举的关系为例，当科举不再仅仅是小说发展历史文化层面的背景性因素，而是进入小说，成为小说叙事的有机元素的时候，小说的意义和价值会获得一个重新被审视、被发现的契机；叙事中的科举要素也不再是史学领域的研究对象，而是成为小说研究的自然延伸，新的研究空间亦由此而确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新一代的学人也有可能面临新的问题，例如受文学史叙述的影响，我们习惯于将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放在一定的脉络和体系中进行把握，这种把握是以假定文学有其内在发展的规律性为前提的，但这种规律性是否真的存在？是否以我们所把握的方式存在？而我们在试图把握的过程中，是否还忽略了不能被规律性所容纳的重要现象。凡此等等，也都是可以跳出学科专业的思维定式，持续探讨的议题。此外，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青年学者往往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功利性思维也会对青年学者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如何通过对于自我学术兴趣的确认，达到对于研究对象价值的探寻、发现，以回归对于优雅感性——而并非仅是更为优裕的所谓功利理性的追求，无疑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总之，对于我们这代学人而言，学术研究的契机与所面对的问题往往都是并存的。反顾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历史也证明，每一次前行的基础都是对于面临困境的转化。站在“不惑”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时间点上，对此，我也深信不疑。

站在四十年文学史研究的高峰之上

程苏东 

（北京大学）

科学的研究方法、温情的人文关怀、完善的文学史书写体系以及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大树底下好乘凉”，厚颜说一句，我们在座的这些年轻学者本身就是四十年来古代文学教学、研究成果体系的一部分，而充分汲取这些深厚的学术积淀，努力攀上这座文学史研究的高峰，自是我辈学人应当黾勉而行的要务。

曾经听我的老师袁行霈先生说，一部优秀的文学史，理想寿命大概是三十年，代表着一代人的知识趣味、价值观念和叙述方式。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63年；三十二年之后，也就是1995年，袁老师等开始重编《中国文学史》；同一时期还有章培恒先生等编写的文学史教材陆续问世。这批教材从1999年出版至今，已经使用了二十年。因此，若干年后，必然会出现新的文学史。袁老师的这种说法显示出前辈学者广阔的胸襟。事实上，以高教版《中国文学史》为代表的这批文学史及相关论著至今仍充满活力，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持续塑造一批批青年学人最基本的文学史知识体系。但作为后辈，面对期许，我们确实感到忐忑。如果真有一天，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能做好准备吗？

我想，关键的突破口，还是对于“文学”观念的重新认知。毫无疑问，“文学”不是一种亘古不变的自然物质。百余年来，多少第一流的学者不断著书立说，追问“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边界究竟在那里，但至今仍无法达成全面的共识。这一现象已充分说明，“文学”是一种具有主观性的价值观念，也许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文学”是什么，而是“文学”在不同时期，以及在不同地区、性别、种族、阶层的人群那里，它曾经是什么。换言之，试图用一把尺子丈量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这种做法恐怕是难以奏效的。“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注定将被不断地追问下去，而文学史的研究一方面要探求研究对象所处时代、地区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受制于研究者自身所处时代“文学”观念的影响，此外还要对学术史上不断出现的各种“文学”观念有所甄辨，真可谓八面受敌，的确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不过，换个角度想，也多亏“文学”是这样的变化多端，它才能滋养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史研究者，让我们到今天仍然有机会端着这碗饭。这当然是玩笑。

近代以来西方的“文学”（literature）概念进入中国，并影响近代以来的文学史研究，这在目前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不必再多说。但我个人认为，这一认知还须作进一步的推进。要知道，当日引进这一概念的学者并非西学新进小子，他们无一不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积累，而如果将近代以来最终被接受的这个“文学”概念的核心要素——抒情性、虚构性、形式美等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传统中加以考察的话，会发现这些要素与晚明以来出现的，乃至中古时期就已现端倪的一些诗文审美观念，其实并不相悖。如果再考虑到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literature”这一概念本身也是西方18世纪后期浪漫主义兴起后才形成的一种认识方式，与传统西方社会以“polite letters”（雅言）作为“文”之内核的观念大为不同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一方面当然有“西学东渐”的影响，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整个世界文学世俗化进程中的一个支流而已。对西方“文学”观念的译介，虽然一度与章太炎等本土的“文学”观念形成了冲突，但很快就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其推动力量也许未必全在于“西学”的巨大影响，而是这一观念本身就契合了中国文学史内在的发展趋势，激活了一种曾经被压制着的文学潜流，从而彻底改变了最初以桐城派“古文”和文选派“文言说”分据京师大学堂文学讲席的文学史教学、著述传统。

如果这一判断不是全无道理的话，显然，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重新认识就不止于对近代以来学术史的清理了，而是有两方面重要的工作要完成：第一，是从“文”的源头，也就是早期书写文化的形成开始，系统梳理“文”这一观念的变化，以及“书写”在中国文化史各个层面上发挥过的作用。以笔者近年的研究所形成的初步印象来看，战国至东汉时期是早期书写文化发展、变型的关键时期。它一方面与更早的宫廷书写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又与东汉以后逐渐强调原创的书写观念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应认识到，对于战国秦汉文学审美观念（或者说是书写审美意识）的隔阂，并不是近代西方“文学”概念输入以后才有的，而是在宋代就开始出现了。被《春秋繁露》视为“其居参差，以成文采”的《春秋》，却被宋人视为“断烂朝报”，这绝不仅仅是经学观念的变化，背后其实隐含着书写观念层面的巨大差异。第二，既然近代以来“文”的观念的变化同时存在于东、西方文学史中，这就说明在“文”的问题上，确实存在着某种东、西方所共通的变化。因此，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自然无法脱离世界文学史以及普遍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与支撑。

基于此，我想，未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除了接续传统，特别是在宋以后文学研究尚有大量基础性工作未展开的情况下，首先要强调“守正”，但“出新”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了。就唐以前文学研究而言，我想，一方面要注意加强对书写文化，特别是对“书写”的观念、功能、物质形态、传播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对“文本”这一客体自身性质、特点的研究。笔者近年来着力于早期“衍生型文本”研究，也是想在这两方面做出一些尝试。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范式和表述方式上都存在很多问题，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学界师友给予我的宽容与鼓励，并期待得到更多的批评与指教。

对唐宋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曾祥波

 （中国人民大学）

唐宋文学的基本文献已臻齐备，唐代如《唐才子传校笺》《全唐文》《全唐文补遗》《全唐五代笔记小说》《新编全唐五代诗》等陆续问世，宋代如《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全宋笔记》等陆续整理完成。研究唐宋文学，过去要求对唐代部分的文献尽可能要通读；现在看来，宋代部分的文献也有可能通读。在此基础上，关于唐宋时期的重要文学现象、重点作家以及一般作家的研究堪称深广兼备。至于如何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下面仅就笔者研究所及，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从文献角度看，作家作品文献的“源头性”研究仍有发展空间。以杜甫集为例，杜诗注释有两次高潮：一次是宋代的“千家注杜”，一次是清代“集大成”杜集注本的出现。学界对杜注的整理与研究，往往是在清代“集大成”的基础上推进的，而对宋人“千家注杜”注本的整理及利用还比较欠缺。“千家注杜”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篇目编次的整合，也就是杜诗系年与杜集体例，是宋人编杜集首先面临的问题，也是版本源流分合的第一步；二是注文。宋人注杜基本囊括了对杜诗的原创性理解，明清以来的注家和研究者往往只是在宋注的基础上加以推进、辩驳。因此，杜诗研究应该回到“千家注杜”这一源头，在对版本源流的梳理上，以宋本“篇目编次”为核心；在对诗义的阐释上，以宋注为源头，将杜诗诸多问题的萌生、推进、讹变，以及目前为止已经形成的共识亦或谬误，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梳理与清查，从而对杜注的基本格局，对杜甫、杜诗大量问题的研究史有新的认识，恢复对杜诗文本阐释的敏感性。我对杜集宋本源流的考察，对《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杜陵诗史》的整理，都是基于上述认识所做的工作。以“源头性”思路来考察唐人别集的文献源流，会发现韩愈集各种宋注本之间关系的复杂程度堪与杜集情况相颉颃，韩集在这方面的研究大有空间。又如柳宗元集三十卷本与四十五卷本两大系统谁更接近唐集原貌，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通过考辨新出现的永州本残卷的篇目编次，认为三十卷本更接近原貌（参见户崎哲彦《刘禹锡编〈唐柳先生文集〉三十卷本新探——由南宋永州刊三十三卷本窥探刘禹锡“编次”及其用意》，《文学遗产》2017年第5期），还可以再探讨（参见拙文《世䌽堂刊〈河东先生集〉影印本·前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再如李白集，我从篇目编次的角度，认为所谓“景咸淳本”在反映唐集原貌的意义上，并不逊色于国图及静嘉堂所藏宋本，有学者从篇题题注的角度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文献研究往往表现为个案研究，可以适当总结其内部规律，一方面有利于研究者举一反三，另一方面不惮于“授人以柄”，便于证伪，可以视为方法自觉性的体现。文献研究注重“篇目编次”，具有“合目的性”与“便于操作”的优势。所谓“合目的性”，指篇目编次的变动由于涉及全书体例，或者涉及大规模的篇章挪移，一定是出于编纂者或刊刻者的主观意图，而不可能是无意失误造成的（无意失误会造成篇目“重出”或“漏收”的情况，是比较明显和易于判别的），因此可以视为版本源流中承袭、改动的铁证。而在微观层面，“字”的异文校勘若出现差别，除去有意改动之外，也很难排除习惯因袭（如保留前代避讳阙笔）和无意失误的情况。宏观层面的“卷帙分合”，其数量关系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例如卷帙可能以倍数比例被拆分或合并，也可能因附录墓志、序跋等而奇零地增加若干卷，往往无法成为准确判断的依据。卷帙与异文都有大量的不确定因素，这些统计意义上“冗余”因素的存在，会对判断版本源流构成干扰。所谓“便于操作”，指编次属于“篇”的层级，操作起来较之“卷帙”更加具体征实，较之“字辞”校勘工作量更小、更便捷，能迅速发现并且解决问题。总的来看，对别集源流的考察，从篇目编次入手，能够迅速发现和辨析问题（这并不排除以异文校勘、避讳阙笔等因素与卷帙分合共同作为进一步证据），应作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研究手段被重新认识。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对一代文献作全面通读，再对重点文献作个别细读，在该时代的知识世界中理解作品文本的属性，有可能获得新的认识。例如唐宋诗歌研究中，“唐诗重情，宋诗主理”是一个常识性的论断。但逐一阅读今存二十余万首宋诗，会发现其中直接反映时事的篇章数量很大。我曾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三百首，分为立国、建都、政事、党争、内患、外交、边防、经济、文化九门，一诗一事地进行阐释（参见拙著《宋诗史释》）。宋代诗人以文官阶层为主，对国家政治、社会民生有极其强烈的使命感和参与感。在《全宋诗》中，直接反映国家政治、社会民生等层面的诗作数量较大，质量也较高。在所谓“唐诗主情，宋诗主理”的文学性论断之外，有必要加上“宋诗重事”的新认识，才能更为全面地反映宋诗的总体情况。

宋代文献数量较之前代更多，仍有一些文献资料较少被按照其本来的编纂目的加以细读利用，例如南宋类书。传统思想史研究对一个时代思想的研究往往注意那些具有原创性和突破性的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又倡导对被忽略的“下层”和“民间”思想的研究。但这两者之间似乎还存在第三种知识世界，即“一般士人”的知识世界。它们构成社会的基本知识结构，创新性思想就从这一“知识世界”的萌芽中孕育出来。所谓“一般士人”，我认为是处于该社会“精英士人”与“下层民间”大众之间的知识阶层基本层面，就宋代社会而言，也许能以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为“一般士人”的基本成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南宋类书为最佳切入点，某些类书出于科举的目的而被编纂出来，并不是简单的资料堆积，而更趋近于对某一问题或者某一系列问题进行条理性、系统性的资料汇编，是“一般士人”认识“古代历史”与“当代世界”的“标准读本”，如《古今源流至论》等。

总的来说，作家作品文献的“源头性”研究仍有发展空间，文献研究可以适当注意总结文献的内部规律；对一代文献作全面通读，再对重点文献作个别细读，在该时代的知识世界中理解文本的原有属性，有可能获得新的认识。

迈向世界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颜子楠 

（北京师范大学）

关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与经验，11月8日座谈会上的前辈们已经做出了非常全面的总结，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作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学子，我个人对此未必会有更准确的把握；因此，我想主要讨论一下古代文学研究当前的优势。另外，由于我接受的是欧洲汉学的基础训练，借此机会，我也希望提供另外一种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世界学术共同体中所处的位置，进而思考我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未来的走向。

仅就我个人最直观的感受而言，此前四十年的学术积累为我们现在和以后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无论是在深度或广度上，我们能够探讨的问题都变得愈发多样化。与之相应的是，通过不同研究角度得出的各种结论，也能够在一个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内，进一步展现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首先，在改革开放之后，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为支撑，古代文献整理等基础工作愈发蓬勃。古代文献整理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尤其是大型文献的影印和重要古籍的点校，经常令欧美汉学界的同行极为赞叹，而且几乎所有的海外汉学研究都很依赖于这些文献资料。而近年来明清诗文集的整理工作，不仅仅是在古籍保护、文献完善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文本研究与文化研究打开了一些新的领域。

其次，改革开放让我们对海外学界有了更清晰的认知。现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年轻学者对海外学界的发展都有所关注，并且能够理解并辨别，某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会产生怎样的“变异”情况。因此，无论是文本研究还是文化研究，我们都已经在有意识地避免简单地“挪用”或“套用”某个理论；而我们对于理论的认知，也已经超越了“中—西”这种简单的二元分界。这样一来，在较短的时间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有着越来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范式。

再次，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前辈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年轻一代的古代文学学者已经开始在有意识地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仅以我所熟悉的近世诗文为例，周剑之所关注的“事象”“事境”及背后的“诗歌叙事性”等问题，以及叶晔所讨论的“通代视域”与“文学秩序”等概念，其本质上都是在尝试构建新的、独立的理论体系。这种尝试实际上意味着学术共同体内部有着公平与开放的气氛，也意味着多层次评价体系的存在，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今后发展的最大优势。

相比之下，在现阶段，我们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与海外汉学界的发展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在欧洲与北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就是狭义的海外汉学）是边缘学科，研究者的数量有限。因此在海外学界，一个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其读者群并不仅仅局限于海外汉学研究者，很有可能还包括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例如研究中国艺术史、东南亚文学甚至是拉美文学的学者。这样一来，海外汉学的研究者就必须在他们主流学科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建构或解构的工作，必须与其他学科频繁互动，继而强调并鼓励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同时，由于欧美主流学科比较重视关键学术词汇的更新换代，几乎每十年就会推陈出新，因此这一情况在欧美汉学界也有着较为明确的反映。以上这些研究范式实际上意味着，海外汉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或许并不是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本身的发展，而是与其所在国家的主流学科进行对话，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为推进其主流学科发展的动力。

然而在我们国家，古代文学研究本身便是主流学科，研究者数量众多，几乎不需要担心没有稳定读者群的问题。然而也正是由于主流学科的特性，我们非常重视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本身的发展，继而无法避免地遇到学科和论题日趋细化的问题。学科和论题细化之后的一大特点是，读者群日趋窄化，论题之间的关联性不强；国内学者自发地构建出若干独立的理论体系，并且出现众多独立的理论体系并存的现象。这毫无疑问是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现象。然而下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些并存的理论体系之间，是否能够有更多的相互纠正与相互补充，进而发展为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融通？海外汉学界对于理论体系之间的融通是极为重视的，他们一般都比较积极地参与探讨其主流学科内提出的最新的理论体系。有鉴于此，我个人更期待看到的是，国内年轻学者在完善自己理论体系的同时，更加积极地探讨他人的理论体系，根据自身学问的特点，对理论体系之间的融通做出贡献。

构建并融通不同的理论体系，归根结底是在创造并完善一个工具。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工具，更应该是一个交流工具。站在世界学术共同体的层面上看，不同的语言文本有着各自的特性，不同的案例有着各自的文化背景，但理论往往是具有跨文化的共通性的。通过对理论体系的探讨，既能够让海外汉学家理解我们研究的意图，形成有针对性的对话，同时也能够让海外其他领域的学者与我们进行有效的沟通。因此，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批评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于让中国古代文学走出国门，在世界学术领域内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的方式。

最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前辈们的成就已经为我们今后的学术发展打好了基础，并且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作为年轻学者，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或许是，如何推进国内古代文学学术共同体的发展，而非单纯地关注个人的学术成就。此外，年轻学者更应该拥有国际视野——对于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海外汉学的存在往往起到了促进我们自身发展的作用；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于世界学术共同体而言，能起到的促进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因此，我们或许也应该考虑，如何让现有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走出国门，让处于其他文化语境下的同行理解我们的表述方式与研究目的。

重新发掘俗文学的文学性

李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四十年来俗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必须先从郑振铎先生对俗文学所做的奠基工作谈起。今年恰逢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学界对他的学术成就给与了全面和高度的评价。郑振铎先生一生在多个领域均有卓越贡献，他对俗文学文献的收集、整理、出版与研究，有着筚路蓝缕之功。作为俗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一直是俗文学研究者必读的经典之作，更是开启了这一门学科的现代学术之路。

《中国俗文学史》于1938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的写作时间只有两年，但为此所作的资料准备工作却花了十多年。回望郑振铎先生写作此书的历史环境，有两点是今天仍可重加审视与讨论的。

第一，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将“俗文学”定义为“通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大众的文学”。这一观念的由来，与他在文学创作中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是一脉相承的。郑振铎自编辑《新社会》参与文化活动开始，即关注劳动阶级的生活；他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是为我国最早的直接从俄文翻译的俄罗斯短篇小说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所作序言，文中指出俄罗斯文学的价值在于“是人的文学”和“是平民的文学”。在他此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即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论及他书所不涉及的佛教文学、变文、曲子词和诸宫调等。《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显示出郑振铎对“文学”这一概念边界的拓展，以及独到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是在1920-1930年代中长期浸淫的文学创作、翻译和编辑的历史氛围和社会思潮中形成的。

第二，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的写作中，非常注重对俗文学“文学性”的提炼与概括。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之后，他又尝在题为《中国文学史的新页》的学术演讲中，重点介绍佛经文学、变文、话本、诸宫调、弹词、鼓词、民歌等俗文学形式。这些从未纳入文学史视野的文体，正是因郑振铎先生所肯定的“文学性”而被纳入文学史，甚至专门为其作史以传之。他所归纳的俗文学所具备的“大众的”“无名的集体的创作”“口传的”“新鲜的”“粗鄙的”“想象力奔放”等等特质，今天看来不尽成熟且有互相矛盾之处，却是对俗文学之“文学性”最初的探讨和界定。

《中国俗文学史》出版后，1940年代中出现了一大批有造诣的俗文学研究学者，可以视为俗文学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尤其是近二十年以来，俗文学文献的整理蔚然成风，则可视为俗文学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在俗文学的各类文体中，戏曲、小说自不必说，已经与诗文并峙，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此外的几种重要的体裁，如弹词、鼓词、宝卷、子弟书、快书等，都有大型的全集、完备的目录陆续出版。在文献资料整理成果的基础上，目前，俗文学的多种文体已经具备了全面了解与认识的可能性。

从研究现状来看，俗文学文献在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其他学科中，已经成为极为重要的材料，但它们的文学性却仍有待更为深入的发掘。当然，在有关“文学性”的研究中，学者已经指出，文学性绝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既包括有诗学的、艺术的、审美的维度，也有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维度。在俗文学的研究中，俗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及其所具有的区别于“非文学”的“文学性”，却是目前研究中较为薄弱之处。

一般来说，俗文学首先都具有表演性，将诗、词、文与音乐相结合，文本是它的保存形式。正是由于它的表演性，俗文学的文本往往是流动的、不固定的，造成表演和文本既相辅相成，又具有一定的对立关系。如何提炼它所包含的文学要素，视其为一个文学文本，是俗文学研究首当其冲的问题。郑振铎先生在将俗文学纳入文学史的框架中，已经作出了最初的努力。而在近年来海内外的研究中，无论是把弹词、鼓词纳入近代叙事文学的范畴，还是把子弟书视为长篇叙事诗，都是在肯定其文学价值的基础上，对其文学性的深入研究。

怎么样发掘俗文学的文学性？文学性的探究，首先是文体上的，它在文体上的溯源、确立与演变，决定了它在文学发展历史中的位置；其次是文本上的，它的语言、审美与手法，它的情感表达和人文关怀，则决定了它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特质；再次是理论上的，建立俗文学的理论性、范式性研究，或许能够极大推动俗文学研究的进展。

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何谓俗文学》中指出，写作此书的重要原因是“现在对于文学的观念变更了”。“文学”的观念一直处于变更之中，在现阶段重新发掘俗文学“文学性”，有益于进一步理解俗文学，确立俗文学中的经典。一切经典都有经典化的过程，俗文学也不例外。从郑振铎先生而下，今天的我们无疑仍都身处俗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之中。

关于中古文学研究未来发展的畅想

蔡丹君 

（中国人民大学）

80后学人，出生于改革开放以后。改革与开放，早已天然地成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求学多年，我深刻地体会到，学术的进步同样依赖着改革与开放。学术范式的改革，就是敢于离开学术工作中的“舒适区”，保持走向新知识、新方法、新使命的锐气；研究思想的开放，就是始终怀有包容、平等之心，走出学科壁垒、语言隔阂、观念固化带来的多重束缚。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一代代学人不懈努力、志在传承，才让我们小字辈能够获得比前人优越得多的学术教育。

改革开放的成果，深深惠及了古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学科发展目前拥有“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良好态势。我个人的兴趣是研究中古文学，想基于自己的研究体会，谈一下对未来学科发展的一些畅想。

首先，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将更加多元。接踵前人的努力，让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走出“文学成就史”模式，就需要进一步地在历史时代与地理空间变迁的多维视角中去关注文学史的生成，关注历史感对文学传统形成的影响，关注文学发展所涉及的不同社会圈层等等，将文学史的张力释放出来。这就意味着，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不仅仅要把自己当作文学研究者来看待，也需要将自己当做历史研究者来对待，用严谨科学的史学方法去清理史料中的文学根源问题，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

第二，适用于文学研究的中古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将会逐步建立和完善。文献学是一门辐射很广的学科，它在文、史、哲和考古等多个领域中都存在着。文学文献学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的文献学研究在研究对象、方法和范畴上有很多的不同，这种不同应该被总结出来，形成这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体系。当前，集部文献的研究，非常需要从“文献知识”的阶段逐渐过渡到“文献思想”的阶段。上一代学人已经将重要的文献知识罗列清楚了，青年学人的创新点，则在于研究文献所包含的思想。文献思想的呈现，与书籍史、文本史乃至更广泛的交流形式史和文化实践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我从事的《陶渊明集》文献研究为例，过去尊奉宋本，而明本、清本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清理，因此要对明清版本的价值进行重估。加强版本校勘的能力，同时拥有对校勘结果进行追根问底的思考力。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进入文献研究更为细致和深入的层面。文学文献学研究始终具有跨学科性质，其中的研究规律也有待总结。例如，一千多年来，陶渊明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陶渊明集》与书法史、美术史等都深有关联。沟通文学文献与其他类型文献，重塑文献的立体性，也是一条文学文献研究的突围之路。通过长期实践，一定能总结出相关工作的规律，搭建起适用于中古文学文献学的理论方法体系，使之与中古文学研究相辅相成。

第三，古代文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将会有长足的发展。20世纪80—90年代“方法热”所导致的研究误区和空疏学风，曾严重伤害过古代文学学科对理论研究的热情。于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几乎在知识结构中被删去。然而，单一的理论思维和单一的文学内部研究方法，导致研究遇到了很大的瓶颈。理论概念名词在论文中的镶嵌，从来不是理论方法转化的真正标志，真正有效的理论吸收，是将其化为无形的理论方法，成为具体研究的新思维、新角度。例如，文本理论相关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热潮。然而从目前来看，古代文学学科的文本研究，在理论准备上略有不足。比如，将文本分析简单理解为作品分析，如此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与过去以文学鉴赏为主要方法的研究成果，大同小异。文本理论渗透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各个流派之中，在20世纪就已经发展成熟。文本问题的发生与文献学的关系、文本建构的诸问题、文本对形而上学的反叛以及作者、作品观念的消失，文本理论的学科跨越问题等，是一个有机的结构。在理论方法方面下功夫，需要熟练掌握外语，不仅读好那些其实只占总量少数的中译本，而且要尽量看到其他语言的原著——尤其是英语这种全球最通用的语言。古代文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建设，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古代文学学者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和思辨能力。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是因为一代有一代之学者”，我们想要成为“一代之学者”，那么就必须不断深化学术范式的改革，保持学术思想的开放，才能让我们这“一代之学术”得以成立。未来之路，山高水长，愿持之以恒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