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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分会第十二届年会暨中国古代文学史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王友胜

2021年6月25－28日，“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分会第十二届年会暨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科技大学召开。会议设海外学者与大陆学者大会主题发言各一场、小组讨论四场，其中海外学者发言在线上进行。论文论域广泛，涉及各个时段、不同问题，既有对中国本土文学史料的阐释与考析，又不乏对域外文献的疏理与研讨。代表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彰显出良好的会风与较高的学术水准。

关于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关系的综合论述，主要以张高评的《文学史料与学科会通》及陈元锋的《南宋翰林学士与文献纂述》两文为代表。前文重点讨论了“文学创作之破体与出位”“文学史料与破体为文”“文学史料与出位之思”等问题，涉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等破体为文的现象，并就《春秋》学文献、史学文献、佛禅文献等史料与创作中“出位之思”的关联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诗文创作要运用开放性思维，融汇古今，打破文体限制，方能得到重点突破。后文从玉堂制度、诗文选本、词章之学等方面考察了南宋翰苑词臣的代表性文献著述，认为他们积累广博，术业专精，著述繁富，其为政、为学、为文都显示了自觉的制度观念与文献意识。高克勤《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籍整理出版》一文，融评于述，系统评述了该社从1956年11月成立以来，六十余年间出版的大型与超大型集成性古代文献资料、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著作、古籍专业类工具书和大专教材、古籍普及类读物和艺术考古类图书。李德辉的《论姓氏书的七大用途及相应的整理方法》指出，姓氏书有人物研究、石刻史料研究、民族起源研究、家族史研究、上古神话研究等七大作用，在整理姓氏书时，首先要搞好文献辑佚，辅之以必要的文字校勘与史料考订。

域外古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是这次大会的一个热门话题，相关学者探讨较多。如越南学者丁克顺的《越南所藏汉喃文献的搜集、出版与研究情况》一文，介绍了汉喃文字在越南的发展及有代表性的汉喃古籍文献在越南的整理、出版与收藏概况，疏理了越南十世纪以来汉喃文献研究的历史进程。日本学者海村惟一的《日藏唐写本的古代文学史料价值——从国宝初唐写本〈古文尚书〉看加藤常贤〈真古文尚书〉》一文，以日本所藏初唐写本《古文尚书》验证日本佛教学者加藤常贤整理的《真古文尚书》，以此发掘日藏唐写本《古文尚书》的古代文学史料价值。李杰玲《日本所藏冯梦龙作品与日本学术界对冯梦龙的研究》一文，重点疏理了和刻本冯梦龙小说、拟作冯梦龙小说与冯梦龙所编的以“和刻三言”为代表的小说，指出从冯氏生平、女性观到冯梦龙的文学改编，再到冯梦龙小说与日本作家的仿作之比较，均有不俗的成果。李玉宝《台湾现藏稀见古文献与明代文学研究》一文，重点介绍了台湾各大藏书机构所藏古籍及1950年后台湾现存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概况，又从明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指出了台湾所藏稀见古文献整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彭敏《中日诗学的碰撞——近藤元粹和刻评订本〈真山民诗集〉的诗歌阐释》一文，以日本近藤元粹所编《真山民诗集》评订本为中心，发掘宋末遗民诗人真山民诗歌的题材内容，指出其师法晚唐，间得江西奇风与陶潜余韵，具有清新、自然、奇巧、幽逸的艺术风格。

本次会议关于诗歌总集编纂与历史文化关系的研究论文多达六篇。王友胜《论宋诗总集的编纂语境》认为，宋诗总集的生成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教育、文学生态环境与生成机制，有着明确的编纂动机，受到当时的政治生态、经济状况、教育背景、文治思想、地域文化、刻书水平、藏书条件及个人素养等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与历代唐宋诗优劣高下之争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史哲文《〈诗经〉传统与清诗总集编纂的经典化意图》指出，清诗总集上溯《诗经》与清代《诗经》学的“雅正”审美价值取向有重要关系。清诗总集从“经”到“诗”的编纂思路，蕴含立言“不朽”的经典化意图。王怀成《梁代宫廷斗争、文人集团与〈玉台新咏〉》认为，在梁“四萧”宫廷文人集团中，萧纲一派的集结可能是宫体诗产生的直接原因。《玉台新咏》的编撰，不仅仅是出于文学的考量，其间有着政治的驱使。《玉台新咏》以武帝诗列首，印证了萧衍对宫体诗的默许和对萧纲皇太子地位的支持。张建伟《元人选元诗的编选体例与刊刻特点》指出，元人选元诗注重保存资料，具有以诗存人、以诗存史的编纂目的。元人选元诗多有名人参与，往往采取开放式的编撰方式，具有随得随编随刊的特点。汤志波《商业出版与诗歌总集的文本生成：新见日本藏〈大明万家诗山〉考论》一文认为，作为一部明人编选的明诗总集，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的明刻本《大明万家诗山》有迥异于其他总集之处。作者从编选原则、文本来源等角度加以论述，并参照对比日用类书中的《皇明诗选》《万家诗集》，以揭示其商业出版特征。李靓《论乾隆朝钦定选本中的李白评点》认为，《御选诗集》极力推重李白诗作之“奇”与“狂”，《御选唐宋诗醇》则重在探析诗作中的忠君爱国与复归“风”“雅”。究此原因，一则由于乾隆自身诗学观的指导，一则由于乾隆朝官方诗学批评观建立的需要。

聚焦古代文史经典，发掘史料价值，亦为本次会议比较集中的论题。孙少华以《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为题，提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司马迁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具有调合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韩国学者诸海星的《〈左传〉的文体属性及其文学史料价值》指出，中国学者大都将《左传》视为儒家经典的传统散文来研读，而实际上《左传》在记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多富故事性、戏剧性与神异性，有着小说的成分和因素，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准备了艺术条件。朱曦林《甲申之变与“宦梦”追忆——〈宦梦录〉的成书及其史料价值》一文，寻绎黄景昉《宦梦录》自序，得出该书当作于崇祯十七年五月后、顺治二年十一月前，指出“雪堂本”的流传广于“北图本”，两钞本虽内容有细微差别，但均具有补正作者生平、补充明季史事、揭示明季史事之隐讳的史料价值。

本次会议也有关注文学典籍版本、传刻及佚文辑录的论文，如曾肖《〈玄中记〉》的著录、版本与佚文考述》一文指出，《玄中记》在不同辑佚家手中有不同的文本呈现，既是各辑佚家对该书理解、认知与复原的尝试，也是一种文本的再创造。从辑本的变化来看，《玄中记》的叙事特征逐渐被认可，也是中国小说观念不断发展的体现。鲁茜《李维桢〈大泌山房集〉版本与刊刻考》一文，考述了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之版本源流与异同、八序写作时间，推断出初刻本、修补本、增补本可能的刊印时间，为整理《李维桢集》确定底本、主校本、参校本提供了依据。周潇、岳秀芝的《明初馆阁作家许彬存世诗歌辑考》一文，从方志与他人文集中辑得明初馆阁体后期代表作家许彬佚诗《后稷教民稼穑四章》《送僧往五台山》等37首。来森华《〈通典〉自注“又陆机、邓攸、傅咸并为洗马”献疑》认为此注存在抵牾：若将文中“并”字理解为“都”，则文本逻辑不够严谨；理解为“同时”，却与史实不符。《通典》注者在裁削史料时产生了混淆。谢一丹《〈明武宗实录〉“王阳明”条发覆》评析了王世贞、沈德符、谈迁、毛奇龄等各家对王阳明的批评，指出《明武宗实录》“王阳明”条虽是官修，但在王阳明传记谱系中却处于“失语”状态，无论是明代的行状、碑志、年谱以及私修史传，还是《明史》王阳明本传，都一反《明武宗实录》中的王阳明书写。

有的学者从文学接受史视角探讨文学的发展规律，如陈才智《从接受史视野重新理解白居易——以放翁气象与醉吟诗风为例》一文认为，陆游不仅枕藉乐天诗，而且意摹香山体，放翁气象取法醉吟诗风，早年偏于对现实生活的投入与关注，中年尤其是晚年则偏于闲适诗风。谢海林的《“为宋人寿”与嘉道之际宗宋之风的流衍》指出，李彦章发扬其师翁方纲主持寿苏会、寿黄会的传统，并将其生活化、常态化、社会化，通过论诗艺、贴楹联、刻祠志等一系列与宋诗相关的诗学活动，助推宗宋诗风的发展。张伟《从〈中山诗话〉和〈临汉隐居诗话〉两则史料看宋人对韩愈人品的误解与批评》指出，宋人对韩愈人品的批评有误解和苛责。《中山诗话》《临汉隐居诗话》中两则批评看似有理有据，实则有失公允，其根源与宋代朝野对忠义的高度重视和易代之际文人的心态变化有关。李鸿渊、单卓然的《文学史著述中的高启诗歌评论》一文，通过爬梳清末至民国、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新时期以来等三个阶段文学史著述中的高启论，指出高启其人其诗及其诗学理论存在一个不断被认识、文学史地位日渐崇隆的发展过程。杨万里《“词体叙事”研究史概说》一文指出，在现代词学中，唐宋词与戏曲的关系大致有两种学术路径：一是以戏曲、小说结构来比附解释词体结构，如浦江清、吴世昌、陶文鹏等人；二是以唐宋词与中国早期戏曲的伴生关系来解释词体叙事特征，如诸葛忆兵、杨万里、张仲谋等人。许菊芳的《抗战文坛刘永济与刘异交游唱和考论》，从“二刘”的交游与诗词唱和活动、特征说起，指出“二刘”唱和对湖湘师友群体的形成、对促成刘永济词作主旨向家国情怀与忧患精神的转变、促成刘永济“梦窗”与“苏辛”词风的融合均有着积极意义。

本次会议关于文史要籍与文体衍化关系研究的论文，以刘师健《古代行记文体的衍化考论》、唐旭东《〈尚书·洛诰〉文体研究》及李丹《文本与情境——徐阶传记形象的还原与重释》等三文为代表。刘文认为，行记脱胎于史部传记，其表层结构和内在精神都可从史书那里找到发展线索。从具体的层面来看，先秦的一些典籍，如《禹贡》《山海经》《穆传》等都与记录远行有关，其在记述风格、记述方式方面对行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文指出，《尚书·洛诰》成文包含诰体文四篇、答对文五篇、命体文三篇和记体文一篇，亦可视为七段记言或叙事散文，这些文本表明周人对论说文与记叙文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创作经验。李文以明代嘉隆时期的内阁首辅徐阶为案例，探讨后世不同作者以王世贞撰写的行状作为前文本，从各自的书写意图出发，建构名相、权臣、学者等多维度的徐阶形象，认为探讨三个形象侧面的生成过程，有助于思考在不同作者笔下传记文本如何再现或创造情境，以达到其书写意图。

此次会议中论题相对比较集中的研究领域还有关于戏曲纸本史料与活态文物的研究及剧本语词的阐释。郑劭荣《近现代优伶传记发展及其史料价值》指出，优伶传记约略经历了传主由京剧“名角”到京、昆名家，再扩展至众多地方戏演艺家等三个发展阶段，具有鲜明的梨园纪实性和行业特征，是特定历史时期艺人生命史和学艺史的缩影，包蕴、旁涉着异常丰厚的戏曲史迹，也是构成研讨中国优伶史、演剧史的重要基石。李跃忠《湖南方志中的演剧场所称呼及演剧场所史料的戏剧史意义》指出，方志修纂者对明代以来湖南民间修建的演剧场所的称呼各不相同，有戏台、台、戏楼、歌台、舞台、歌舞楼、演场、优台、演场、乐楼、乐台、剧台、露台、戏院等十余种。这些称呼透露了古人对戏剧的多元理解。简贵灯《民国京剧“戏考”编制体例考源》认为，民国时期各种京剧“戏考”编制体例并非如《中国戏曲志·上海卷》所言大多仿中华图书馆《戏考》的体例或汲取该书资料，而是仿申报馆《戏考》及时中书局《戏考新编》之编制体例。宫文华《洛阳关林宋墓杂剧砖雕叙考》一文以河南洛阳关林地区出土的五人杂剧砖雕为案例，详考宋金杂剧的演出形态、脚色配置、服饰化妆及其在宋代汴京以及周边地区的演出与传播概况。关于南戏《张协状元》研究，有张勇风《南戏〈张协状元〉中常用谚语十则考释》与公冉然《从南戏〈张协状元〉引用诗词看其断代问题》两文。张文选取十则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及胡雪冈《张协状元校释》两书未出注或有更早出处者进行考释，既对《钱注》《胡释》有补充之益，亦有助于推进宋代南戏语言生成的研究进程。公文指出，该剧宋诗云集却未被发现，一方面是由于两大注释本重在解释说明，诗词多“内引”，另一方面是因为书会才人引用灵活。重新发现引用的宋代诗词，不仅可以解决该剧的断代问题，而且有助于一洗南戏语言“鄙陋”之俗见，增进对书会才人较高文学素养的认识。

关于回文诗、灾荒诗与幕府文学亦有学者论及，如陈君《诗国远客——中古时代的回文诗与中西文化交流》一文指出，中古时代回文诗的兴起和繁盛，很可能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编纂十卷《回文集》的谢灵运，写《回文研铭》的沈约及创作回文诗的王融、萧绎、苏蕙等，都与佛教有某种联系，甚至精通佛教或梵文。龙珍华《驱疫与救治：唐诗中的疾疫书写》指出，唐诗中的疾疫描写，不仅为探讨唐代疾疫与医疗状况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史料，而且还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唐代社会与唐人生活与身心健康。韦春喜《汉代将军幕府文学创作与文体成就》指出，汉代幕府创作以应用文为主，以解决幕主面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为根本目的，具有现实时务性、应对性；开拓了边疆外事与战争武功题材；打破了祝、颂等文体的传统文风或模式，促进了说体文的创作；适应公府特别是幕府言说与书写需要，奏记、笺等文体应运而生。因幕主与僚属的关系比较特殊，奏记、笺等呈现出较独特的文体特征与风格，在汉代文章史上具有一定价值。

此外，论及北宋佛学、儒学与文学关系的，有王汝娟《从“声色”到“真面目”——宋代士大夫的禅悟》与吴春秋《伧父面目：论李觏的礼学建构与文学实践》两文。前文从苏轼的开悟偈“溪声便是广长舌”及后人对其质疑说起，指出东坡由“声色”进入“真面目”的路径，是宋代士大夫居士禅悟的典型代表。他们从禅宗中吸收的，主要不是细密的理论思辨，而是一种洞达人生、随缘自适的审美体验。后文对前人笼统地认为李觏是非孟的代表人物这一说法进行了重新审视，详细论述了李觏在思想学术上对孟子学说的批判与继承，指出李觏政治身份缺失与诗歌创作风格特征形成，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彭东焕的《宋代四川榷酤考》一文重点研讨了宋代四川地区的榷酤制度。作者指出榷酤肇始于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历代因之，至宋代臻于极盛。四川为宋代重要财税收入来源地之一，在酒务管理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改革措施，其酒税收入事关国计民生，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