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道衡 

（一）

《文选》和比它成书稍早的文学批评名著《文心雕龙》在文学思想方面颇有异同，这是不少研究者所早已注意到的。这些异同的原因都比较复杂。自其同者来看，二书对文体的分类有许多名目相同或近似；所举的历代名作也有不少相同。这大约和刘勰及萧统都受他们的前辈如曹丕、陆机、李充等人，特别是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的影响有关。但其中也不无区别，说明当时人对文体分类和作家、作品的评价也不完全一致。自其异者来看，情况更要复杂一些。这里既与二人的文学观不同有关；更与两书的性质不同有深刻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来，《文心雕龙》和《文选》的观点似乎是互相对立的。《文心雕龙》以《原道》、《征圣》、《宗经》开始，并且强调自上古至刘宋的文学“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刘勰说纠正这种文风日趋衰败的办法是“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均见《通变篇》)。这论点看来似有浓重的复古倾向。不过。统观全书，其实也不完全如此。刘勰在《时序篇》中说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等语，足见他是认识到文学的发展是要跟著时世而变化的。据《梁书》本传载，他作此书后，“欲取定于沈约”，沈约见后“大重之，谓深得文理”。沈约是当时文坛上的新体“永明体”的主要创始人，竟也这样推崇《文心雕龙》，说明刘勰并非一味主张复古。再说《文心雕龙》还有专篇论述“声律”、“丽辞”等当时流行的文学新手法都进行了探讨，可见他主张“还宗经诰”，意在纠正当时文风的某些缺点，不应全盘否定。至于《文选序》中所揭示的观点，则与刘勰不同。萧统似乎更强调文学的进化。他的著名论点是：“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推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萧统这种主张，显然受了葛洪《抱朴子·钧世篇》的影响。葛洪曾认为《尚书》不及后来的诏令奏议等文书有文采；《诗经》也不如汉晋辞赋的富赡宏丽。这些意见是很有胆识的，但葛洪毕竟只是个思想家，他在举例说明时，对有些作品的评价却不太确当。例如：他说《诗经》中《周颂·清庙》、《大雅·云汉》不如郭璞的《南郊赋》；《小雅》中的《出车》、《六月》不如陈琳的《武军赋》，就未必公允。如《清庙》是首祭祀时用的舞歌，比较简单，和铺张扬丽的大赋本是不同的两种文体，很难比较；《云汉》则表现了周宣王在久旱之时求雨的焦急心态，颇具真情，不失为《雅》、《颂》中的名篇；《出车》、《六月》也不乏辞藻，很具气势，可以说是很好的描写战争题材的诗。至于郭璞的《南郊赋》，现在已经残缺，从现存的佚文看，实在不足以显示作者的特长，无非是搬弄一些《诗经》和汉赋中的辞藻，比扬雄的《甘泉赋》、潘岳的《籍田赋》远为逊色，较之郭璞本人所作的《江赋》和《客傲》等，也要差得多。如果用《世说新语·文学》所载谢安评庾阐《扬都赋》的“叠床架屋”四字来评论它，亦不为过。如果说郭璞的辞赋在今天看来，未必是其所长。而古人如李充对他还较推崇的话；陈琳的赋，就更非佳作了。他的《武军赋》今亦残缺，其佚文亦不见佳，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皆论及陈琳，而不称他能作赋。这些事实都说明葛洪提出后人可以超过前人之说，虽然很有道理，而他对文学的鉴赏才能却不很高明。萧统则不然，他采用了葛洪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并扬弃了其中错误的评价。因此对郭璞《南郊赋》、陈琳《武军赋》一类作品，都弃而不录。这说明他在文学上是颇具识见的。本来，文学史的事实说明，在文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随着生活的变化，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总的来说是不断地趋向丰富和提高；而具体到某一体载和题材时，并不能说后代的每一个作品都比前代高明。这个道理，马克思在谈到希神话时早已讲过。萧统的做法应该说是对的。他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繁缛，而能从整体上考虑作品的优劣。在这个方面，刘勰也常有精当之见，如《夸饰篇》之反对过分夸张、《练字篇》之反对“字体瑰怪”，认为能“大疵美篇”，这些意见也颇能切中某些辞赋的弊病。所以萧统和刘勰的文学观虽不尽相同，而各有其不同的贡献。

    正因为刘勰和萧统的文学观不完全一样，两书的性质也不同，所以在对待辞赋的处理上，也有明显的差别。在《文选》中，首先载录的是“赋”，其次是“诗”，再次是“骚”，而次是“七”，然后才是其他文章。在《文心雕龙》中，则正如刘勰自己在《序志篇》中所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他实际是把《辨骚》列入全书的总纲之中，然后才是《明诗》、《乐府》、《诠赋》等等。在这个不同的排列次序中，体现了两书出发点的差别。对《文选》来说，它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这种文学作品的选本，现在知道的要推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为最早。这部书在《随书·经籍志》和《旧庸书·经籍志》等书中还有著录，但今已散佚，其面貌已不可复见。从现存的《文章流别论》佚文看来，其论文学也与《文选》、《文心雕龙》等书一样，首先谈论诗赋，并主张诗赋同源，其见解与上述二书一样都是祖述班固的论点。但班固自己对诗赋的处理也不完全一致。在《两都赋序》中，他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这似乎应该是诗在赋先；但他在《汉书·艺文志》中把“诗赋略”分为四类，前三类均为赋，只有末一类为诗歌。这也不足怪，因为汉人把《诗三百》归入了“经类”，剩下的作品就只能以赋为主，诗歌数量甚少，就如锺嵘所说，汉代文坛“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据此推想，在《文章流别集》中，可能也是以赋为第一类。在现念所见的六朝人集子中，比较接近该书原貌的要算鲍照、江淹和庾信三人的文集。这三部书，都是以赋放在最前面，然后是诗，再次则为各类文章。尤其是《江淹集》，全书先列赋，次诗，次乐府，再次为骚，然后才是其他文章。这和《文选》的分类十分相似，只是《文选》把“乐府”作为“诗”的一种收入，并未独立一体而已。据此而论，《文选》按“赋”、“诗”和“骚”的次序选录作品，可能早有先例，也许沿自《文章流别集》或东晋南朝以来人的惯例。从《文章流别论》的佚文来看，挚虞论“七”则和诗赋的议论相类，这与《文选》的处理相近，而与《文心雕龙》之把“七”归入“杂文”有很大差别。《文心雕龙》把“七”和“对问”、“连珠”、以至“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讽谣咏”放在一起，其实“七”这一类作品始于西汉枚乘《七发》。《七发》的铺张夸饰的手法，显然上继《楚辞·招魂》，下开司马相如、扬雄的大赋。这一点，已故的段熙仲先生在《汉大赋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政治意义》(《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中早已指出。这和宋玉《对楚王问》、东方朔《答客难》之兼有战国游士影响；《连珠》之发源于《韩非子》的内、外《储说》者不同。因此《文章流别论》和《文选》的处理“七”这文体，似较《文心雕龙》为妥善。

    但《文选》把“骚”放在“赋”和“诗”之后，虽然可能是当时较流行的做法，而从文学发展的史实来看，则恐不如《文心雕龙》为合理。因为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赋是“古诗之流”或“六义附庸，蔚为大国”的论点，总之汉赋的重要源头之一是《楚辞》，而从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谓“乃作《怀沙》之赋”及说宋玉等人“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以来，历来学者无不认为屈原、宋玉等人是辞赋之祖。在这问题上，刘勰认为《楚辞》是“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辨骚》。不管他这评语是否正确，总之他认为《楚辞》是辞赋的一种。同样地，在《文选序》中，萧统把“诗”、“骚”、“赋”也是合而论之。他先从“诗有六义”讲起，认为“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然后讲到屈原被谗而作“骚”，而讲到四语、五言之诗。显然他也认为“诗”、“骚”和“赋”是同源的。尽管最早的“诗”是《诗经》，已归入“经”的部分，萧统认为对这部分典籍“岂可重以芟夷，加以翦裁”，而未加选录。但即使根据他的理论，把“诗”和“骚”置于“赋”之后，总觉在时代次序上不大合理。这种做法，虽未必创始于萧统。但这大约说明了从西晋至梁的许多总集编纂者，都旨在为各种文体选择一些学习的范本，并不想从中体现文学发展的脉络。这和《文心雕龙》之要表现他对文学发展过程的看法，因此把《原道》至《辨骚》五篇作为全书的总纲，然后再分论各种文体；最后才论及谋篇、修辞以及文学创作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显得更有完整的体系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当然与二书的性质及编纂目的有关。

(二)

  从《文选》对各种文体的排列次序来看，它把“赋”、“诗”、“骚”、“七”等有韵之文放在前面，这大约和当时人强调“文笔之分”，认为“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之书》语)有关。此风虽起于刘宋，但把诗赋看得比其他文体为重，恐怕自西晋已然。试看曹丕的《典论·论文》中认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还是将应用文字放在诗赋之前。大约三国人对文章的看法，还是更重视实用之文。所以西晋初年杜预的《善文》，实为应用文的最早选本，其出现在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之前。而陆机作《文赋》，论各种文体的要求，先提“诗”、“赋”，然后是“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共分十体，较曹丕为细，而有韵的“诗”、“赋”已被放在最先。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佚文，今存者以论“诗”、“赋”和“七”者为详，其他则文体显得简略。可见重视这些有韵之文的风气，大约始于西晋中期。此风到南朝以后尤盛，如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论到文笔，则重文轻笔的观点尤为明显。

    《文选》的着重有韵之文，并不仅表现在排列的次序方面，而且表现在各种文体所占的篇幅方面。以现在通行的六十卷本而论，“赋”和“诗”二体就占了三十一卷；加上“骚”和“七”已达三十四卷以上，如果再加上“辞”、“颂”、“赞”、“箴”、“铭”等等有韵之文合起来，几乎占了约三十六卷，即全书的五分之三。其中尤其突出的是“赋”和“诗”两类，都分设了不少子目。如“赋”分为十个子目；“诗”分为七个子目。这种子目的设立，取决于作品的题材。香港中文大学的杨利成先生在《〈昭明文选〉赋体分类初探》(见《新亚学术集刊》《赋学专辑》)一文中，将《文选》中“赋”的子目和《艺文类聚》的分部类目作了对比，认为这种分类，和类书的分类颇有共同之点。这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杨先生从这一现象推论《文选》的编纂有殷钧和刘杳参加，则似难确证。因为从三国缪袭的《皇览》算起，到萧统编《文选》时止，已历三百年左右。在这个时期中，有不少人编过类书。因此《艺文类聚》的分类方法，应该受前代类书的影响，而这些前代类书的分类方法，萧统左右的学士们大约都较熟悉，未必一定要殷、刘参加才能采用。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要排除殷钧、刘杳参加《文选》编纂工作的可能性。《文选》对“赋”和“诗”二类分设子目，当然和这两类作品所占幅最多，同时也说明了编者对它们的重视。相反地，像《辞》、《笺》、《论》、《碑》诸体，所收作品不多，题材和性质也很不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表现了编者对它们不像“诗”、“赋”诸体那样重视。从《文选序》之论各种文体来看，其中关于“赋”、“骚”和“诗”的论述比较详细，然而论及一些应用文学时则远为简略，只是点到了“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蜂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入目之玩。”这些都仅仅点到这种文体，既未述其源流和发展，也未讷其得失。这说明在编纂者心目中，这些文章的重要性并不能和赋、诗等体并提。这正是“文笔之分”的观点对萧统及其周围的学士们的影响。但在“有韵之文”中，“赋”所占的比重最大，分的子目也最细，似为重点中的重点。

(三)

    《文选》所录出作品既以“赋”所占的篇幅为最大，那么这是否说明萧统和他编纂《文选》的主要参加者刘孝绰都特别重视“赋”呢?恐怕也不尽然。至少从他们现存的作品看来，都没有什么赋传世，更没有写过什么辞赋名作。大约他们也未必曾致力于赋的写作。那么他们为什么在编纂《文选》时，要这样重视“赋”呢?笔者认为除了当时的选本可能都习惯于将“赋”放在篇首外。从汉以来，既然文人都以作赋相尚，到了三国，馀风未息。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提到“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又说：“吾虽德薄，位为蕃候，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在这里他虽称不想做文人，然而他实际上送给人看的是辞赋；而且把“辞赋”看作了“翰墨”的同义语。那么在他看来，辞赋仍是文学的主要部分。尽管在今天看来，曹植的传诵之作，绝大部分是诗，而他的赋却只有一篇《洛神赋》至今被人称赏。这说明当时人对辞赋的看法，和今人不同。《北史·魏收传》载，魏收和温子升、邢劭争能，也认为只有能作赋，才算“大才士”。大约也是反映了南北朝人较普遍的看法。《文选》和当时的一些总集、别集都把“赋”置于卷首，可能也与此有关。

    然而，《文选》的特别重视“赋”，也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文选》一书，很可能是在几部其他选本的基础上重新修改编定的。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历代赋》十卷，梁武帝撰”。又有《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梁昭明太子撰；在谢灵运《诗英》一书下，又有注说梁时有“《文章英华》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亡。”又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萧统所编的书，有《正序》十卷，所收为“古今典诰文言”；《文章英华》二十卷，所收为五言诗；此外就是《文选》三十卷。《梁书》所说《文章英华》二十卷，疑即《隋志》所谓《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其相差的一卷，恐即目录。至于《隋志》所说的《文章英华》三十卷，可能与《古今诗苑英华》是同一书的两次稿本，因为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曾认为该书编得还不满意，后来又可能作过修订。从《梁书·昭明太子传》和萧统答湘东王萧绎的信看来，《诗苑英华》的成书，大约在梁武帝普通四至五年时已经完成，此书到普通七年丁贵嫔去世，萧统居丧大约还有二至三年，在这期间，萧统很可能对《诗苑英华》重新作过修订。不过二十卷本和三十卷本究竟何者在先，已难确考。至于《文选》的编定时间，我曾经推测为大通二年至中大通元年末。现在看来，《文选》很可能是从梁武帝的《历代赋》，萧统自己的《诗苑英华》和《正序》三书中重新改编的［1］。因为《历代赋》以“赋”为主，也可以兼及“骚”和“七”；《诗苑英华》是“诗”；《正序》可以包括许多应用文字，也许今本《文选》中除《论》、《赞》、《史论》等少数文体外，其他文章亦可见于《正序》。这样，这三部书，几乎可以相当于《文选》所收的绝大多数文体。当然，萧统及其周围的文人，对待这三部书的态度可以有所区别。对待《历代赋》，这是梁武帝的“御撰”(尽管此书也和其他书一样，出于他人之手，仅由梁武帝署名)，所以萧统、刘孝绰以及其他学士未必敢于作太大的删削或变动，所以今本《文选》六十卷，乃唐李善作注时所分，今本《文选》的赋占十九卷，相当于原来三十卷本的十卷左右。(“五臣注”本仍三十卷之旧，则为九卷另加四篇。)再加上古代的书籍在缮写时字体、行款屡加变化，那么在《文选》中“赋”的部分包括《历代赋》的全部内容，也是可能的。即使《文选》与《历代赋》有所出入，亦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封建社会的臣子，总是要恪遂君父的意志。因此“赋”这一体，占了《文选》全书的三分之一就不足为奇了。至于萧统及其周围的学士们对他们自己所编的《诗苑英华》和《正序》，就可以比较自由地加以删削或修改。所以现在《文选》所收诗约十二卷，相当于原本六卷左右，只占《诗苑英华》的三分之一强，而且据《梁书》本传，“《文章英华》”所收为“五言诗”，而《文选》所录的诗，却兼采四言、七言等体。《文选》中其他各类文章，和《正序》的差别大约也不少，至少像“辞”、“设论”、“对问”、“史论”、“史述赞”诸类，都未必属于“典诰文言”的范畴。从今本《文选》所收“赋”、“诗”以外各种文体来看，约占十九卷或十六卷(后一数字是除去“骚”、“七”二体)，看来和十卷的《正序》相去不远，其实内容有了变化，其删改程度恐亦不亚于诗。

    至于说《文选》的编纂曾以《历代赋》等书为基础的推测，是由于《文选》一书，实际上具有对上古至梁前期的文学进行总结的性质。笔者在另一篇拙文(《关于萧统和＜文选＞的几个问题》)中，曾指出武帝自从代齐以后，经过一二十年的休养生息，使南朝的政治和经济出现了一个相对承平和繁荣的局面；再加上当时和南朝相对立的北魏政权，自天监十五年(516；魏熙平元年)孝明帝即位，政权落入太后胡氏之手后，朝政昏乱，权奸窃据高位，北部边防军人举行起义，使朝廷顾此失彼，已无力量与梁朝争胜。因此梁武帝君臣没有了敌国外患之忧，为表面的升平现象所陶醉，便一心去做那些“删诗书”、“定礼乐”的兴文治之事来粉饰太平。据《梁书·徐勉传》，梁代所定的吉、凶、匈、军、宾、嘉“五礼”的条文，就是在普通五年(524)完成的。当时萧统虽然还只有二十多岁，但第一个文集已由刘孝绰编定，《诗苑英华》也在他的主持下由他周围的学士们编纂成书。这时梁武帝自己已经年逾六旬，他还要组织群臣去编定许多儒家经典和《老子》的注疏；编纂关于佛学的著作及六百卷之多的《通史》，自然已很难再顾及文学。但他自己就是一位文学家，对文学事业不可能漠不关心。于是他把总结历代文学成果的工作交给自己选定的继承人萧统去负责其中的大部分工作是近于情理的。好在关于其中“赋”的部分，已有他自己的《历代赋》起到了示范作用。

    梁武帝所以要由他自己亲自来主持《历代赋》的编纂工作，也是有他的用意的。这不仅因为在当时的总集大抵把“赋”放在卷首，而且因为“赋”这种文体，一般比较体制宏大，文辞富赡，最能体现出国家的繁荣强盛，帝王的威严和尊贵。因此，在《文选》中“赋”这一类中，首先是“京都”、“郊祀”、“耕籍”、“畋猎”这四个子目。这种题材写的都是帝王的生活，并且都有歌颂的意味，显然得适合梁武帝的口味。在其他各种辞赋中，也颇有些篇章有庙堂文学的气息，如颜延之的《赭白马赋》就是这样。尽管是这样，梁武帝和萧统父子都是具有高度文学修养的人，所以不论其入选的作品有着这样或那样不同的内容和倾向，它们在艺术上都有较高的成效。

    梁武帝之所以要以亲自主持编选《历代赋》，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古代人对赋的作用十分重视。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盛称文章之事在于“润色鸿业”、“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论，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因此不少大赋出现后，许多硕学通人多为之作注。据《隋书·经籍志》载，在梁代所存书目中著录有《二京赋音》二卷，李轨、綦毋邃撰；《子虚上林赋注》二卷，郭璞注；张衡《二京赋注》二卷，薛综注；《二京赋注》一卷，晁矫注；左思《三都赋注》三卷，张载、刘逵和卫权注；又綦毋邃注三卷；《幽通赋》项氏注；木华《海赋注》一卷，萧广济注；潘岳《射雉赋注》一卷，徐爰注。另外，至隋犹存的还有《洛神赋》一卷，孙壑注；《二都赋音》一卷，李轨撰；等。即以那些为大赋作注者而论，薛综是三国吴的通儒，曾师事东汉著名学者刘熙(历来相传《释名》即其著作)，并定《五宗图述》，他既是经学家，又是文学家；张载在西晋是著名作家，刘逵、卫权也是学术名人；郭璞不但是大作家，也是大学者，今存《尔雅》、《山海经》等书的注均出自其手；李轨是文字学家，曾为《小尔雅》作注。这些学术大师都来致力于大赋的注释工作，本身就说明这些赋在当时学术和文艺界的地位。我们再看《三国志·魏志·国渊传》载，国渊为了破案，曾称“《二京赋》，博物之书也”，为了“开解年少”，要派人去就师学习云云。这虽是一种手段，却也说明当时人对《二京赋》的看法。左思作《三都赋序》，很强调赋的认识作用，认为“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读此书可以“居然而辨八方”。据说《三都赋》初成，人们争相传抄，洛阳为之纸贵。这些传抄的人阅读目的，未必尽在欣赏其艺术成就，有不少人可能即因为它是博物之书。《世说新语·文学》载，东晋孙绰曾说：“《三都》、《二京》，五经鼓吹。”刘孝标注：“言此五赋，是经典之羽翼也。”同书《言语》又载，桓玄纂晋后，曾查问虎贲中郎官署应设何处?有人就据潘岳《秋兴赋》作答。可见人们还根据辞赋来考定前朝的典章制度。上面提到的那些赋，在《文选》中都被收入，可见《文选》之重视赋，确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

    但是《文选》的选录辞赋，和当时人的看法也不完全相同。例如马司相如的《大人赋》，历来被视为赋的名作之一，而《文选》却并未收入。在这一点上，它和《文心雕龙》就有很大的区别。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说：“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意气骏爽，则文风清也”。在他看来，“风”是决定作品优劣的重要因素。刘勰认为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大人赋》，所谓“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道也。”刘勰对《大人赋》的评价，显然着重于艺术成就。但也有些人的看法和他不同，汉王充《论衡·谴告篇》说：“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因此说：“长卿之赋为言仙无实效”，“孝武岂有仙仙之气者”。《文选》之不取《大人赋》，大约是比较同意王充的见解。同时，这个例子可能也是梁武帝的观点。梁武帝中年信佛，对神仙道教则持否定态度。他在《舍道事佛疏文》中，自称“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雅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此文作于天监三年，显然在《文选》甚至《历代赋》编纂之前，因此不取《大人赋》，正是梁武帝的意旨。

    《文选》的不取沈约《郊取赋》，也是一个很可注意的事实。《郊居赋》在今天看来，的确不能算什么好作品，但在当时，特别是萧统周围的文人中，却有人很称赏。据《梁书·沈约传》，沈约自己是颇以《郊居赋》自夸的。萧统早年曾深受沈约的影响。据《梁书·沈约传》，沈约在天监四、五年至天监九年(505—510)，曾历任太子詹事、太子少傅诸职。当时萧统还不足十岁，正当开始学习文学之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萧统可以算是沈约的弟子。萧统编《文选》的主要助手刘孝绰，是沈约的故友刘绘之子，所以沈约对刘孝绰来说是“父执”，并且早年对刘就很赏识；至于萧统身边另一个最受赏识的学士王筠，更对沈约的《郊居赋》特为欣赏，据说他读《郊居赋》时，曾“击节称赏”，被沈约视为“知音”(《梁书·王筠传》)。根据上述的情况，以萧统和刘王二人来主持《文选》中辞赋的去取，大约不太可能摒弃《郊居赋》不录。在这问题上，颇令人想到《文选》的收录辞赋，是否以梁武帝的《历代赋》为主要依据。对梁武帝来说，他选录辞赋而不取《郊居赋》，是完全可以的。

(四)

    《文选》虽把“赋”放在各体之首，但对“赋”的选录情况却有一点和“诗”及其他不少文体很不相同，那就是《文选》中各体作品，大抵以收西晋和南朝两个时期的作品为多。这是由于东晋一代玄言之风盛行，作品往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不合乎《文选》取文的标准。所以总的来说着重西晋与南朝，就显出详近略远的特点。至于“赋”的选录，则为先秦和两汉较多，南朝很少，似偏于详远略近。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文选》中所收的“赋”和“诗”的情况作一对比。《文选》所录“赋”中，先秦作品占4篇，加上“骚”则为21篇(因为《文选》不录“子书”，所以不收“荀卿赋”，那么如果把“骚”另立出来，则4篇已占今存先秦赋的绝大部分，《文选》以外所谓“宋玉赋”，多不可信)；两汉赋占20篇，加上“骚”和“七”共33篇；三国占5篇，加上“七”8篇为13篇；两晋18篇，加上“七”8篇共26篇；东晋最少，只有2篇，加上“辞”中陶渊明的《归去来》也才3篇；南朝自宋至梁共7篇，但《文选》中并未收南齐赋，而梁赋2篇，皆江淹作，实际产生时间为刘宋末被黜为建安吴兴令时。因此《文选》录赋实际只到刘宋为止，并未收齐梁赋。这和选录“诗”的情况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选》不录先秦诗，因为除《诗经》中的诗以外，先秦古佚诗甚少，且有许多不可信的，因此只能从汉代开始。《文选》中录“汉诗”35篇，其中还包括所谓“苏李诗”、“班婕妤诗”等历来存疑之作(这些诗包括萧统以前的颜延之、刘勰等已表示怀疑)；录三国诗66篇；西晋诗122篇；东晋诗17篇(其中郭璞、陶渊明两人占15篇)；南朝宋齐梁诗合计为185篇。大体上说，从刘勰、鐘嵘到萧统，都对郭璞、陶渊明以外的东晋诗人评价极低，这是齐梁人共同的看法，从这个数字来看，正好体现了着重选录西晋与南朝的特点。其他文体中也常有这种情况，如“令”、“教”、“文”、“启”、“弹事”、“墓志”、“行状”、“祭文”诸体，全部只录南朝人之作。“表”这一体收文较多，其中录三国文4篇；西晋文3篇，东晋文5篇；南朝文7篇。“史论”一体，收汉文1篇；东晋文2篇；南朝文6篇。其中也有南朝文较少于前代的，如“笺”体，收三国文6篇；南朝文2篇；“书”体收汉文4篇；三国文12篇，西晋文4篇；(这一体比较特殊，李善及六臣注本次序极乱，唯南宋陈八郎本，朱浮《与彭宠书》在孔融之前，稍胜。)南朝文2篇；“论”体收汉文4篇；三国文5篇；西晋文2篇；南朝文2篇。当然，也有只收前朝人之作而不收南朝文章的如“诏”、“册”、“檄”、“对问”、“设论”、“颂”等体。这几种文体，也各有不同情况。如“诏”一类，因《文选》不录生人之作，自然不能选梁武帝之文，而西晋至宋、齐的帝王确实很少有能写出能录入《文选》之作。“册”全书仅收潘勖的《魏公九锡文》一篇，此后各代虽都有这类文章，都不过亦步亦趋地模仿潘作，且多数受册的人，也并无多大功绩，实为虚饰之辞，加以摒弃是合理的。“颂”这一体，所收内容较复杂。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尚属西汉盛世；扬雄《赵充国颂》乃思念名将之作；史岑《出师颂》已属东汉趋向衰落之际，此文入选可能由于在晋以前就被视为名篇，所以西晋书家索靖，曾以章草把它写为法帖；刘伶《酒德颂》只是表现其狂放，内容与前几篇完全不同。后来文人作“颂”的事，我们所知寥寥，但他们完全可以用其他文体加以替代，事实上像陆倕的《石阙铭》，歌颂梁武帝之功，就未必较这几篇“颂”逊色。至于“对问”，自宋玉之后，无人继作；“设论”则陈陈相因，全仿东方朔、扬雄之作，和“册”的情况相类。这几种文体的多选前朝之作，乃根据实际情汜，不可一概而论。本来文学的发展，使后代常常超过前代，只是就总体而论，不能推广到一切体裁和题材。所以这样的处理，与《文选序》主张的文学进化说并不矛盾。

    但是像“赋”这一体的详远略近，其原因却要略作分析。因为南朝的赋，并不像“册”、“设论”那样一仍前人之旧，而是颇有创新和发展的。一般来说，其体制、技巧甚至内容都与古人不同。过去的论者，往往把南朝赋称“俳赋”，汉人赋称“古赋”；笔者则习惯于把汉代那种排比铺张之作称为“大赋”，而把三国以后的那些短小而趋向绮丽之作称为“抒情小赋”。不管怎么说，两者是不同的。大体讲来，大赋到西晋以后，虽有人在写，却已无传作，因此多数散佚。《文选》中所收东晋大赋，只有郭璞的《江赋》一篇，此文艰涩异常，且述长江水系也不合事实，其中虽还有一些佳句，较之木华《海赋》、左思《三都赋》已远为逊色。现在所能见到的南朝人大赋如谢灵运《山居赋》、沈约《郊居赋》大约只是靠他们在诗歌方面享有盛名，才得以保存；就作品本身而论，又远在《江赋》之下。也许，南朝大赋中可称瑰奇伟丽之作的，还推南齐张融的《海赋》，可能由于已有木华《海赋》在前，所以宁取艺术上较差的《江赋》，这和《文选》既分各种子目，不得不照顾各种题材有关。

    南朝抒情小赋中其实还有不少佳作，如鲍照、江淹现存的赋，其富有特色的就不限于入选的几篇。此外，像谢庄的《怀园引》、沈约的《八咏》诸作，其文体间于诗赋之间。下开萧纲和徐庾诸人那些多用五七言句的短赋之先声。这些作品文风一般趋向细腻和绮艳，与《文选》中多数作品的风格不一致，所以均未入选。从这个情况来说，《文选》所提倡的文风确是偏于典雅高古的一派。骆鸿凯先生在《文选学》中认为“昭明芟次七代，荟萃群言，择其文之尤典雅者，勒为一书，用以切劘时趋，标指先正。迹其所录，高文典册十之七，清辞秀句十之五，纤靡之音百不得一”(第32页)。这段评语，基本上符合《文选》全书的面貌，也更符合《文选》对辞赋的取舍情况。

《文选》之趋向典雅而不喜绮艳，正是萧统文学观的一种表现。他在《陶渊明集序》中，给予陶渊明以很高的评价，却不喜其《闲情赋》，认为是“白璧微瑕”。他这种文学观和梁武帝后期的文学思想十分相似。《梁书·徐摛传》载，徐摛创“新变体”，被萧纲周围的人所仿效，遂开“宫体”之先河，梁武帝十分恼火。正是这个原因，梁武帝在致力于礼、乐、经典、佛学及史学的编撰时，把文学方面的工作交给萧统去主持，就决非偶然。因此，不管《文选》所选的的辞赋是否完全取自梁武帝的《历代赋》，其文学观，特别是对辞赋的看法，父子二人的见解是完全相合的。

注释：

　　［1］清朱彝尊《书〈玉台新咏〉后》谓“《昭明文选》初成，闻有千卷”，此说盖本宋吴棫《韵补》述《类文》语：“此书本千卷，或云梁昭明太子作《文选》时所集”云云，盖出推测。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