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

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风骚传统一系相承，这在世界文学历史上极为罕见，值得国人珍视与自豪。与此相应，我国研究古代文学的历史也源远流长，在不同时期都曾涌现出众多杰出的学者，这就在我国文化史上呈现出一幅绚烂的图景，吸引世上众多读者沉缅其中。

    要使我国古代文学传播到世界各地，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关键之一是不断培养出高水平的研究人才。他们应以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为职志，努力发掘古代文学中的精华，予以精辟的阐释，为学术界不断提供精品。

    在如何培养高层次的人才问题上，确是不能设下什么框框，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拘一格降人才。纵观古往今来的历史，考察杰出学者的成长，实难总结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但在目下学校教育占主导地位，人才主要出自高校与研究机构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培养硕士生与博士生时，似可注意下述几个方面。

    我国文明发源甚早，历代典籍繁多，因此自汉代起，就已形成了现在称之为文献学的这样一门指导后人学习前代文化学术的学科。刘向、刘歆父子从事的工作，就包括了后代校雠学中的目录、版本、校勘、典藏等重要部分。章学诚以为目录学的任务应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文史工作者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而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出现残佚、错乱等问题。为了克服这些方面的困难，随之又发展出各种专门的学问。一个专业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对此应有较多的知识，才能熟练而恰当地处理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因此，掌握文献学知识，也就是一般的人常说的基础。基础如何，当然不纯是文献学方面的问题，但对古代文学研究者而言，主要应指文献学的水平。

我国学术源于先秦，后代士人无不受其影响。汉代以经学取士，魏晋南北朝时以九品中正征拔人才，都以儒学修养为依据。隋代之后一直以科举取士，士人必须精熟儒家典籍，才能求得晋身。因此，自汉代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历代士人无不受到儒家的影响，我们今天要想把握古人的思想，就得了解儒家的几部重要典籍。这是先秦学术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近人或云我国古代政治文化领域中常是儒道互补，或是儒表法里，这是符合事实的；先秦时期的各个学派，交相融会，一直对后代士人的思想起着潜移默化的熔铸作用。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士，除了受到外来的佛学思想的影响之外，无不汲取先秦诸子百家的智慧，来熔铸他们的世界观。因此，我们要想了解古代士人，就得了解先秦学术。

近代以来，国外学术不断传人，对我国思想界影响很大。目下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更趋频繁，我国学者自应顺应这一潮流，吸收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但国内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往往有一种偏见，以为其他学问都可以向国外学习，唯独中国古代文学的情况特殊。古代诗文文字艰深，中国古代的文化背景复杂特殊，国外学者很难理解，并恰切地加以把握，因此有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对域外的研究成果往往持不在意的态度。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观点。即以历史悠久的“《文选》学”而言，东邻日本的研究成果就很值得注意。他们的几所著名大学中都有研究《文选》的传统，知名学者薪尽火传，代代不绝，而他们又藏有如唐钞本《文选集注》等许多珍贵材料，并且就此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参考。返观我国，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文选》的研究中断了将近几十年，目下所能利用的主要仍是一部胡刻《文选》和一部四部丛刊中的六臣注《文选》，而据考证，胡克家等人依据的尤袤本就不是什么好本子。八十年代台湾中央图书馆已将宋代陈八郎本五臣注影印行世，而某些《文选》研究工作者却还在宣扬世上已无五臣单注本。因此，即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大陆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也应注意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掌握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的文献资料，吸收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的学者的研究成果。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各种学问都有悠久的传统，因此我们要求新一代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具有深厚的文献学基础。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驾轻就熟地驾驭材料，懂得从什么地方加以发掘，放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与学术环境中加以考察，以及如何利用各种手段加以考核。具有深厚文献学基础的人就有可能掌握并使用最恰当、最可靠的材料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

    古代文学研究牵涉面至广，一个优秀的研究工作者应该最大限度地掌握一切相关知识。但“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学术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从综合趋向于各学科的独立，文学也早已成了专门的研究对象。时至今日，再要培养出章太炎那样的学者，已无可能。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文学。校雠学中的各种知识，先秦时期的各种学问，国外传来的各种思潮，都可为我所用，而且也往往是必要的手段，这些手段本身也有可能成为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但以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而言，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否则他就应该改称其他专家，而非我们这一领域的学者了。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因此研究工作者必须在文艺学的理论指导下开展工作。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它的理论作为指导，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应有理论上的高度修养，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种理论，才能全面掌握文学这一特殊的艺术样式的特点，理解历代作家在内容、形式、技法等不同方面的继承与创新，正确估量他们对时代精神的独特感受，并对他们创作上的成败得失作出全面而恰当的判断。

    我国自结束极左思潮影响，采取改革开放的国策之后，研究工作者的视野开阔多了。一些学者采用文化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对古代文学作综合性的考察与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因此综合研究的前景是很广阔的。但我们对研究的对象古代文学本身，首先必须精熟，才能避免牵强附会和生吞活剥之弊。我们首应以文艺学(美学)的方法研究文学本身的价值，兼采其他学科的成果与方法，避免产生泛引其他学科知识而将文学本身仅作伴衬的不正常现象。

    如上所言，由于我国古代学术长期处在融而不分的状态，历史上已经形成了文史不分的传统，因此如果不正视我国学术的这一特点，而像西方的某些学者那样，对文学作孤立的封闭的研究，怕是不合国情，难以取得多方面的成就。因此，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应以文学为主体，进行理论上的综合研究，当是切实可行的正确途径。

    在理论问题上，还应注意避免以论带史的危害。几十年来，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以论带史的指导思想，曾对古代文学研究工作带来巨大的危害。改革开放以来，老的一套不时行了，人们热衷于介绍新理论，不管自己是否已经真正懂得，也就大肆吹嘘，奉为独得之秘，藉以抹煞他人的研究成果，而把自己封为领导新潮流的智者。例如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所谓“新三论”，虽曾鼓噪一时，不久即烟消云散。因为这些宣扬的人拿不出一件像样的成果，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怀疑，他们自己对这些新的理论是否真的懂得?再说即使有人介绍进来的理论有其科学依据，但是他们仅从古代文学中采择若干材料用作例证，用以证成这种现成的理论，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以论带史”，难得说是科学的论证。一种理论，或许能够提供你新的观点、方法或视角，但不能帮你包办一切，我们必须从大量的原始材料中进行抉择、概括和提炼，才有可能得出发前人未发之覆的新见。

    进行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还应具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知识。研究工作者要多读史书和诗文评等原始材料。例如正史中的文苑传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各个时期的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形成和演变；阅读诗话、词话，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鉴赏能力……，这些知识，则是任何外来理论无法替代的。

    研究古代文学，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多读作品。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现在的人已难做到这点，但只有在对研究对象极为精熟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新的感悟。这份灵感，则是无法用纯理性的理论解剖所取代的。

    任何一篇古代文学作品，研究人员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去接触它。有的人偏于鉴赏，有的人偏于考证，有的人偏于阐发，……这些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个高水平的研究工作者，应该具有多方面的能力，因为一篇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常是包容着鉴赏、考证、理论阐发等内容。当然，有的题目宜于写成考证文章，有的题目宜于写成赏析文章，有的题目宜作理论上的发挥，研究工作者应该具备多方面的能力，才能多方开发题材，并作合适的处理。但在我国学界也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文人相轻的旧习未能根除。人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例如擅长写赏析文字的人往往看不起考证工作，而擅长作考证工作的人往往轻视赏析文字，这些都是一偏之见，往往造成自我局限。古人曾云“不相菲薄不相师”，我想当今的人应该再提高一步，改为“不相菲薄更相师”才好。

    以上所言，是我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看法，也可以说是此间一些持相同观点的人的共通见解。这种看法是否合适，希望得到广大读者与专家学者的指正。

    最后还想再说几句的是：八十年代前期，我曾帮助程千帆先生培养了多名博士生，而自八十年代中期起，又和他合作培养了一批博士生，他们正在迅速地成长，在《文学遗产》这一古代文学研究的专业期刊上，也可经常见到他们的论文。因此我们体会到，古代文学研究人才的成长，实际上是社会各界联合培养的结果。我和千帆先生一直对《文学遗产》怀有敬意和谢意。这批博士生中不少人留在母校工作，因为他们近期内发表的成果很多，因此有人也曾向我询问，是否他们的教学任务很轻，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进行科研，我想利用这一机会告诉大家，情况不是这样。他们的教学任务相当重，社会活动也多。因此，他们从学生时代起，一直处在紧张状态中。我们为他们规定的努力目标是：敬业、乐群、勤奋、谦虚，目下他们正携手并进，勤奋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攀登高峰。

    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和古典文献研究所二十几位成员是一个学风严肃、工作稳定的小小群体，我们依据上述方向已工作了近二十年。我们所追求的是以文献学和文艺学高度结合而构成的科学研究成果。虽然在具体课题上或有偏重，而总的方向则无二致。现在借此机会，将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向与会的同行专家陈述，敬求指教。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