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基

　　元代是中国戏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但中国的戏曲总集（不含散曲总集）的辑印并非始于元人，今日流传的《元刊杂剧三十种》，虽然汇集了三十个元刊剧本，但是否是元人汇辑，学者持不同看法。因为这三十种虽是元椠，但题作《元刻古今杂剧》始自清人黄丕烈。此物原由明人李开先收藏，后归何煌，至清末又归黄丕烈。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中说：“今所见本存三十种。黄丕烈手书《读未见书斋得书目》所记亦然。（何）煌当日所藏或亦为三十种。”［1］惟因《元刻古今杂剧》之题始于黄丕烈，故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中列入明清戏曲总集类［2］。但王国维是认为由元人合刊的，他把黄丕烈《古今杂剧》之署改题为《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并于《叙录》中说：“似元人集各处刊本为一帙者，然其纸墨与板式大小，大略相同，知仍是元季一处汇刊。”对王氏之说，郑振铎持异议，他认为：“此书本非一部书，系元刊诸单本杂剧的合订本，故各剧版式颇不一律。王国维氏以为系元季的一部合刊的杂剧集，当系误会的话。此书当是黄氏合此三十种订为一函的。”［3］孙、郑两位先生的看法大致相同。持类似看法的学人也颇不少，那末李开先旧藏是否也是三十种呢？孙先生未予明说。何煌固然是清初人，但此书既然属明代李开先旧藏，是否可以把“汇辑权”归之于李氏呢？孙楷第先生也没有明说。但他在《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的“元椠古今杂剧三十种”条中云：“其书不标卷第，诸剧错置，亦无伦次。盖当时书肆刊印，供演唱之用者，故不暇编次条理耳。”［4］这里又似说是元人编次的，即相同于王国维说。从三十种的题目上大抵冠以“大都新编”或“古杭新刊”这类字样看，它们当初或是单行本，后被人收藏汇编，这汇编之举出自元人或明人抑是清人，难以遽作定论，我想不妨推测是明人。

　　明代是戏曲总集不断刊刻的时代。《古名家杂剧》、《元曲选》和《六十种曲》等都是著名的戏曲作品总集。但它们最多收录一百种。至于所谓《脉望馆钞本古今杂剧》，虽有二百四十二种，但它实是赵琦美的藏书，并不是总集。至今也没有单独刊行。明代还有专收戏曲散出的选集，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数《群音类选》，今传本已无完帙，以残篇统计，共收一百五十七种剧本的散出。

　　清代的戏曲选集也有不少，但大抵收录散出，其中规模较大的如《缀白裘》，收录八十余部作品的四百多个选出。其规模未必超过《群英类选》。有一部《梨园集成》倒是收录了，四十七个完整剧本，但其规模也小于《六十种曲》和《元曲选》。总之，清人在戏曲总集、选集的编汇方面逊色于明人。

　　这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陆续影印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是规模空前的戏曲作品总集。它由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先生主持。郑先生当时还任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部长，《文学遗产》最初即由该部创办。《古本戏曲丛刊》出版了第四集后，郑先生逝世。遂由吴晓铃先生主持出版了第九集。一九八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下，重建《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继续开展辑印工作，出版了第五集。复由吴晓铃先生主编，辑录了第六集，即将出版。

　　《古本戏曲丛刊》所收的作品，既有很多公家收藏本，也有不少私人藏书，且不乏孤本、珍本，一般研究者往往不易见到，正因为如此，这个戏曲总集的辑印工作，虽然还没有结束，还有待继续进行，但它已经对戏曲文化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以下略述管见。

　　一、收录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是这个戏曲总集的一大特色，也是开风气之先。文学总集中一般不重复收录同一作品，唯戏曲作品涉及曲文的大量相异，有其特殊性。诗歌作品哪怕异文较多，但总是可以出校，或以“一作”“又作”注明。戏曲作品就很难做到，因为还涉及故事情节的重大相异。《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中收录南戏《琵琶记》、《荆钗记》、《白兔记》和《拜月亭记》，于旧抄旧刻本各选二种，用资比勘。以《荆钗记》为例，所收《新刻原本王状元荆钗记》和屠赤水评本《古本荆钗记》，不仅罕见，且也代表着两种面貌。按明人早已指出《荆钗记》的不同版本写王十朋、钱玉莲夫妇离散后再度重逢的情节不同，一是“舟中相会”，一是“玄妙观相逢”。所谓“舟中相会”，是写王十朋升迁，赴吉安莅任，奉母同行。巡抚钱载和邀饮舟中，钱载和正是搭救钱玉莲之人，并已收她为义女，此时明白真相，婆媳相见，夫妇团圆。所谓“玄妙观相逢”，是写王十朋改任吉安，由于误以为钱玉莲已死，在玄妙观设醮追荐亡妻，适玉莲亦往观内拈香，夫妻相逢。李贽认为原本应是“舟中会”（见《李卓吾先生批评古本荆钗记》），张凤翼《谭辂》则认为舟中会是后出的改笔（见焦循《剧说》转引）。《古本戏曲丛刊》所收的《王状元荆钗记》是嘉靖刻本，其文字风格接近于《九宫正始》所录《古本王十朋》的曲文，可证其接近古本，而这个嘉靖本中正有“舟中相会”情节。屠赤水评本《古本荆钗记》为明万历后期所刻，虽称“古本”，情节却与嘉靖本有异，其最后关目是“玄妙观相逢”。同是万历后期刊刻的继志斋本和明末的汲古阁本也都作“玄妙观相逢”，正因为嘉靖本《王状元荆钗记》被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得以使学人易于检阅，因此关于《荆钗记》版本问题的研究也得以深入，大致已可确定“舟中相会”正是早出的情节，“玄妙观相逢”则为后出的改笔。［5］当然，这一问题在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也就是说，学人对这两个情节孰为后出尚有争论，但嘉靖本对“舟中相会”情节先出的判断无疑是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再以《拜月亭》为例。《中国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收录了明万历年间世德堂刊本《月亭记》，同时收录了容与堂所刊李贽评本《幽闺记》。

　　按凌蒙初《南音三籁》戏曲部下卷曾录古本《拜月亭》逸曲一套并二引子，开端注明“此套时本所无”。这个套曲凌氏称之为“团圆折”。又在套末加注文云：“其曲中应答情节，盖因递（丝）鞭时，二人皆受，而团圆折，王反怒蒋之违盟受盟，故复有如许委婉。惜无白填之，不可施之演场耳。末折生波，所谓至尾一捧也。元戏皆然，不可不晓。”说明古本《拜月亭》结尾，有王瑞兰和蒋世隆互责负心的情节，这是因为蒋世隆及第后，曾接下官媒送来的丝鞭，这时他并不明白婚姻对象即是王瑞兰。而王瑞兰也在父亲严命下屈从许嫁，这时她也并不知道她许嫁的正是蒋世隆。所以凌蒙初说是“末折生波”。古本的这个情节与关汉卿杂剧《拜月亭》相同，所以凌氏说是“元戏皆然”。到了，《幽闺记》中，改变为蒋世隆坚决不受丝鞭。这就是凌氏说的“时本”。至于凌氏所说古本，今已难觅，但世德堂本《月亭记》中写蒋世隆略有犹豫后接下丝鞭，却是相似古本的。目今流传的《拜月亭》大都是凌氏所说的“时本”系统，也就是与李贽评本《幽闺记》属同一系统。因此，《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所收的这两个本子确实都是有代表性的。

　　二、大量收录梨园传钞本，是《古本戏曲丛刊》的又一特色。关于此点，汪蔚林先生于《中国大百科全书o戏曲曲艺》中的“古本戏曲丛刊”条目中评介《三集》时，有很好的说明：“此种抄本，大都残破潦草，鲁鱼亥豕，假如不借戏曲家们精心保存，递嬗相传（梅兰芳程砚秋收藏尤多），今日已难窥见了。”［6］文学总集择古本、善本印行，本为传统习惯，但就戏曲剧本而言，又宜区别而言。汪氏所说“鲁鱼亥豕”的梨园传抄本，其中颇多今人所谓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或“苏州派”诸作家的作品，刻本极少，皆赖抄本流传。汪氏文中曾举朱佐朝、朱素臣及张大复作品三十二种抄本为例。其实，《三集》中所收苏州作家群中的首要人物李玉剧作抄本也有数种。当年吴梅先生撰著《中国戏曲概论》，于今所谓“苏州派”作家中推尊李玉、朱素臣，而于李玉只举《一》、《人》、《永》、《占》、及《眉山秀》，称为“直可追步奉常”。［7］稍后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先生撰著《中国近世戏曲史》时，叹息不能得见李玉完整剧本，说：“余不幸未见其全本，所见者仅《缀白裘》等书所选之散出耳。”［8］而且他只据吴梅先生著作，只知道有《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和《眉山秀》五个全本传世，他说除上述五种外，“有《风云会》、《太平钱》、《清忠谱》、《万里缘》、《麒麟阁》五种散出”。实际上，这五种都有全本传世，只是其中四种都系抄本，不易见到而已。《古本戏曲丛刊》所收李玉作品属抄本的尚有《牛头山》、《万里圆》、《两须眉》、《风云会》和《五高风》等。

　　青木正儿受吴梅评李玉“直可追步奉常”说的影响，把李玉置于“玉茗堂派”中论述。稍后的几种戏曲史著作也都如是说。直到五十年代以后，这个并不全面的看法才得以纠正。这并不说明吴梅、青木正儿先生有何乖错，只是说明资料发现的重要。现在学术界研究李玉益发深入，并且编辑出版李玉戏曲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由于《古本戏曲丛刊》提供了大量不易见到的传抄本的缘故。

　　《古本戏曲丛刊》所收的另一个伶界传抄本《千钟禄》也很珍贵，这个作品一名《千忠戮》，又名《琉璃塔》，还有题作《千忠录》的。它描写明初燕王朱棣起兵南下，夺了帝位，建文帝流亡，并削发为僧，历尽种种苦楚。

　　由于最早著录李玉剧作的曲目书、清初高奕的《新传奇品》于此剧未有著录。黄文晐《曲海目》、姚燮《今乐考证》和王国维《曲录》均入无名氏类。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亦以为康熙、乾隆间无名氏作品。郑振铎则认为《千钟禄》即是李玉的《千忠会》［9］，学人中赞成此说者颇多。但宝敦楼藏增补本《传奇汇考标目》于李玉名下，既著录《千忠会》，又著录《琉璃塔》［10］，而《琉璃塔》正是《千钟禄》的别名。因此，即使《千钟禄》非即《千忠会》，也可归入李玉名下。

　　这里顺便说两个问题，一是《千钟禄》的异名，一是所谓“家家收拾起”的“俗谚”。按本剧“打车”出中，跟随建文帝流亡的程济痛骂一位拥戴燕王的严震直道：“恁也曾立朝端，首领鹓行，食禄千钟。你的紫绶金章，顿忘了圣德汪洋。到如今反颜事敌，你就转眼恩忘。”（《折桂令》）这就是“千钟录”的点题之笔。一名《千忠戮》，也同剧情有关，因剧中曾描写燕王朱棣惨杀方孝孺并株连十族，同时杀害了许多忠于建文帝的大臣。正可说是“千忠戮”。剧中“惨睹”出描写建文帝与程济途遇数十辆车输送殉难忠臣首级，大量官吏和妇女被捕解送，也正是“千忠戮”的惨状。按史载，明代末年，明王朝早已正式宣告为方孝孺和“靖难”之役中许多被杀之臣平反，李玉写作此剧，我想主要目的也并非针对燕王朱棣（即明成祖），同一些研究者一样，我一直认为李玉身处明清易代之际，忠于明室和民族立场在他身上合而为一，此剧写于清初，实含亡国之痛，“反颜事敌”之类斥词，也是有所为而发。至于本剧又名《琉璃塔》，当是由剧中写建文帝为僧而引出。这当是后出之名，取其隐晦而已。所谓《千忠会》，却不甚好理解了。

　　再说“家家收拾起”俗谚。目今各类文学史、戏曲史著作，几乎都要这么说：由于这个剧本一度甚为流行，有所谓“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之谚，“收拾起”指《千钟禄》中《惨睹》出[倾怀玉芙蓉]的首三字，“不提防”是《长生殿》中《弹词》出[一枝花]的首三字，云云。《千钟禄》和《长生殿》都是清初作品，于是这俗谚通常被说成或者臆度为清初流行之谚，乃或谓之“当时北京俗话”，所谓“当时”指清初。笔者也曾有过这类臆度。由于称引此谚的论著都不注出处，笔者多年找寻，却不料竟出自晚近人姚华（1875-1930）笔下，最初倒也不是读他的《菉漪堂曲话》，而是读《新曲苑》所录《曲海一勺》，其中说：

　　清道光末，昆剧中“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挑”、“不提防余年值乱离”两出，盛行吴中，无良贱皆歌之。时有“家家收拾起，处处不提防”之谣。已而洪、杨入南京。果应其语。予友铜山杨迪生允升说。

　　原来这则谚谣不是出自清初，而是清末；不是“北京俗语”，而是“吴中”之谣。“洪、杨入南京”云云，指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姚氏著作中喜把声乐与国运相联系，所以又说：

　　山河一担，收拾者家家；乱离余年，提防者处处。回思往事，不少前车。然而声色因溺以成殃，礼乐相需而后效，斟酌损益，未尝不可与民变革也。

　　如果套用古老的“诗谶”的说法，那么姚氏所记之“谣”又可谓之“曲谶”了。像姚氏和他的那位徐州的杨姓朋友，正是如此认识的。

　　清代还发生过禁演《千钟禄》的事件。光绪二十年，京城“管理精忠庙事务暂署堂郎中”曾出告示［11］，禁止各戏班演出《千钟禄》，告示中说：“然有古今来大不忍之事，言之尚不可，何可形诸戏场？如徽目中之《逼宫》等戏，久经禁演。至如昆目中之所演建文逊国故事《惨睹》、《搜山》、《打车》等戏，一并禁演。”上述谚语和这张告示都说明《千钟禄》的散出一直很流行而且还说明它曾与《长生殿》并相流行。清末杨恩寿《词余丛话》中亦称赞云：“《千钟禄》演建文帝出亡，虽据野史，究失不经。然词笔甚佳也。《惨睹》一出，发端无限凄凉。帝子飘零，迥异游僧。托钵选词，何亲切乃尔。[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余尤爱『尾声]，既云'路迢迢心怏快，何处得稳宿碧梧枝上'，行将进场矣，忽飘来一杵钟声，遂叹道：'错听了寺钟鸣当景阳！'神情之合，排场之佳，令人叹绝。”［12］

　　如此享誉之名剧，长期以来，全本难觅，学人引以为憾。如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也感叹对“全剧结构”不得而知。也正由于全本难见，卢前先生当年董理涵芬楼所购之怀宁曹氏所藏抄本戏曲时，发现题为《琉璃塔》一册，首题共四出，实存三出，出名《起兵》、《烧宫》和《荩谏》，从这三出人物情节可知写明成祖“靖难”事，末扮成祖，小生扮建文帝，生扮程济。但这三出戏不见于通常曲选曲谱，又无从与整本《千钟禄》比勘，所以卢前先生说：“此出未识何时人作，不然，办足供考证也。”［13］

　　自从《古本戏曲丛刊》影印程砚秋霜玉簃所藏《千钟禄》抄本后，很多学人方获全豹，研究也趋向深入。由于此抄本注明又名《琉璃塔》，更增加了李玉作《千钟禄》的可信性。三、辑印前代戏曲总集又是《古本戏曲丛刊》的另一特色。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出版的《四集》，专收杂剧总集，计有七种：《元刊杂剧三十种》、《古杂剧》、《古名家杂剧》、《杂剧选》、《阳春奏》、《元明杂剧》、《古今名剧合选》（《柳枝集》、《酹江集》），另收赵琦美抄校的二百四十二种杂剧，题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共计三百七十六个本子。

　　孙楷第先生早年曾据上述除元刊本以外的六种杂剧总集校过元剧，《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中曾述说他的结论：“以余所考，除臧懋循《元曲选》不依原文，改定太多，孟称舜《柳枝》、《酹江》二集，出入于原文及懋循本之间，此二书应别论外，其余五书，勘其文皆大同小异，知同出一源。”又云：“然此等明抄明刊虽不尽依原本，而去原本尚不甚远；大抵曲有节省，字有窜易，而不至大改原文；皆删润本也。至臧懋循编《元曲选》，孟称舜编《柳枝集》、《酹江集》，皆以是正文字为主，于原文无所爱惜；其书乃重订本也。凡删注之本，校以元刊本，大抵存原文十之七八。懋循重订本，校以元刊本，其所存原文不过十之五六或十之四五。”［14］归纳以上所说，实际上他认为今存元杂剧剧本可分为三个系统：一、元刊本；二、明刊删润本；三、明刊增订本。

　　从赵琦美抄校本和收藏本，除了，可以验证孙先生结论外，还可发现前代研究者虽有提及但无详细介绍的明代宫廷演出本的全貌。

　　赵琦美藏本中共有九十五种录自内府本，实即宫廷演出本，此类剧本都附“穿关”，所谓“穿关”，一是注明人物上场次数，二是注明人物穿戴，包括今人所说道具。这完全是为了演出需要。在上述诸种明人所纂戏曲总集中，均无此类“穿关”。孙先生断言今见明人刊刻的《古名家杂剧》、《杂剧选》、《阳春奏》、《古杂剧》中诸本杂剧底本皆出自内府本，因云：“其所据底本今虽不能尽知，然余意当直接间接自明内府本或教坊本出。明内府本与教坊本同，故亦可云自明内府本出。”［15］孙先生并举赵琦美藏本中的《生金阁》为例，此本系明刊《杂剧选》中的本子，经赵氏与内府本对校，其文全同。那么，似乎可说明明人编录剧本总集时，“穿关”悉被删去。但孙先生这个结论，也还容补充，也可能是内府本与传刻本同出一源，而内府本为了演出需要而附注穿关。

　　再者，赵氏过录的不少内府本今系孤本，无法与他本相校，但可发现它们在内容上的详尽。今以《降桑椹》为例。这本杂剧第二：折写蔡顺为母请医时，插入了“双斗医”的表演，以文字计，有二千五百多字，这实是借用金院本中的节目，或者说是金院本节目寄生在元杂剧中，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四折写崔母请太医为张生看病时，有“双斗医科范了”的交代，早年治元剧者只知“双斗医”系金院本名目，但如何表现，不得而知。从《降桑椹》则可见到这名目的表演程式。今存本《西厢记》删却表演的具体描绘和程式，却还保留了“科范了”的交代，还能藉以比较，但有些内府本中保留的金院本节目，如《蒋神灵应》中的《看棋名》，《圯桥进履》中的《打虎艳》，却已无同名剧本相比勘。此外，内府本《辰勾月》中在描写张天师请神时，还有风神、雪神和花神（桃花仙、荷花仙、菊花仙、梅花仙）出场，几乎是满台神仙。上述《降桑椹》中不仅出现风神、雨神、雷公、电母，还有所谓“家宅六神”，不仅有门神、户尉、灶神、井神、还有“厕神”。《庄周梦》中则不仅穿插风、花、雪、月四仙女炼丹，还有太白金星当场表演幻术，总之，情节热闹，关目奇观，乃至透出一点胡闹，古时演剧，有此一格，也即所谓“色目佳”。此类内府本也无从与同名剧作比勘。耐人思索的是，今存明代通行刊本，如《古名家杂剧》和《元曲选》等总集所收诸剧，都不见有类似热烈闹猛情节。到底是内府本在实际演出中增加的呢？还是通行刊本中作了删却呢？学人或各自有说，见仁见智，也属常情。但如果再联系内府本附有穿关，并且宾白繁冗（全宾的一种形式），大抵超过通行刊本这类迹象来考虑，那末，我们是否可以把内府本视作是元剧版本的第四类形式也就是第四个系统呢？现在我倾向于在孙楷第先生概括的三个系统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系统。管见如此，未必即对，愿向学界朋友请教。

　　四、《古本戏曲丛刊》收录的孤本和罕见剧本不仅为研究工作带来便利，而且填补了戏曲史研究上的“空白”。

　　先举南戏为例，这个世纪三十年代，有四位著名学者先后从事南戏剧目的汇集、曲文的辑佚和本事的考订工作，并有三种著述出版：赵景深的《宋元戏文本事》、钱南扬的《宋元南戏百一录》和陆侃如、冯沅君的《南戏拾遗》。但限于所见资料，不知有些剧本尚存于天地间，遂作佚文辑录的现象，时有出现。如《宋元南戏百一录》中辑r《苏武牧羊记》九出并残文，又辑录了《赵氏孤儿报冤记》和《秦太师东窗事犯》佚曲，但事实上这三个作品均存全帙。《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中收录了《牧羊记》、《赵氏孤儿记》和《岳飞破虏东窗记》后，钱氏在其《宋元戏文辑佚》中乃得以改变看法。［16］随着，对宋元南戏的存佚研究也带来新的格局。

　　再以弋阳腔剧本来说，明代戏曲声腔众多，有些并非昆腔的演出剧本常被奉昆腔为“正声”的曲家排斥，讥为杂调，如《远山堂曲品》中列为“杂调”的《三元记》、《珍珠记》、《十义记》、《和戎记》、《占城记》、《香山记》和《胭脂记》等即为弋阳腔剧本，以往即有刊本，也较稀见，《古本戏曲丛刊》于此类剧本尽量收录，这对研究弋阳腔剧本大有裨益，乃至不妨说是弥补了弋阳腔研究的一个“空白”之处。

　　明末吕天成《曲品》对明代若干早期戏曲评价甚高，如评《连环记》云：“词多佳句，事亦可喜。”评《金印记》云：“写世态炎凉曲尽，真足令人感激，近俚处俱见古态。”又评《千金记》云：“韩信事，佳。写得豪畅。”复评《金丸记》云：“此词出在成化年，曾感动宫闱，内有佳处可观。”这些作品大抵在晚近剧场多有演出，但欲觅全本却颇困难。尤其是《连环记》全本难见，因仅有抄本存世。其中《金丸记》所写即后世狸猫换太子故事，明以来的《词林一枝》、《徽池雅调》、《乐府精华》和《万壑清音》等曲选均曾选其散出，足见流行，但全本亦难见。《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中收有《连环记》和《金印记》的抄本，足堪嘉惠学林。

　　以上浅见，未必即对，错误之处，还望方家多予批评、指正。

注释：

　　［1］《也是园古今杂剧考》172页。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

　　［2］《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3］插图本《中国文学史》6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4］《戏曲小说书录解题》420页。

　　［5］参见叶子铭、吴新雷《荆钗记南戏演变初探》，1961年11月29日《文汇报》。

　　［6］《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9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

　　［7］《吴梅戏曲论文集》17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

　　［8］《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古鲁译著本323页，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9］见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009页。

　　［10］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沦著集成》第七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11］此告示原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处据先师赵景深教授录文转引，见《读曲小记》19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2］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九册265-266页。

　　［13］《读曲小识》110页，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

　　［14］《也是园古今杂剧考》152-153页，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

　　［15］《也是园古今杂剧考》150页，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

　　［16］《宋元戏文辑佚》，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