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德

一

    古代小说版本学，顾名思义，有着双重的属性。一方面，它是版本学下属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它又是古代小说学下属的一个分支。

    然而，无论对版本学来说，或是对古代小说学来说，它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的特殊的个性十分鲜明，也十分突出。因此，古代小说版本学实际上是一个介于版本学和古代小说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古代小说版本学和一般的古代小说学之间的分界线是比较清晰的；然而，古代小说版本学和一般的版本学之间的分界线，在人们的心目中，反而是比较模糊的。

对古代小说版本学，可以有高、低两个层次的要求。低层次的要求，也就是等同于对版本学的一般的、基本的要求。凡是版本学能够做到的，它理应也能够做到。高层次的要求，则是在版本学的基础上，再添加上古代小说学的特殊的色彩。做到版本学和古代小说学的美满的结合，是古代小说版本学所追求的理想的目标。从这个角度说，在内容、性质的距离上，古代小说版本学更应当近于文艺学、小说学、古代小说学，而远于一般的版本学。

二

    是书，就有版本问题。

    有版本问题，就有版本学。

    试以文学作品为例。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郭沫若的诗歌《女神》、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曹禺的话剧《日出》等等，都有因后来的修改而引起的版本问题。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等等，也照样有着种种不一的版本问题。

    版本问题，有大有小。有的复杂，有的简单；有的需要引起人们的应有的重视，有的则几乎可以不必给予任何的关注。

    “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一部小说《欧阳海之歌》，书中写到了主人公阅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是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帮助了他的成长。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作者改写了书中的部分内容，以迎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主人公阅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情节仍旧保留下来，但却赋予了新的意义：他看出了其中存在的种种“毒素”，于是对它进行批判，经历了战斗的磨炼。从版本学的角度说，这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版本问题。它牵涉到对刘少奇这个人和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书的根本的评价，因而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毛泽东的重要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公开发表之初，里面曾有一句概括性的结论：“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后来的文本里却把它删掉了。从版本学的角度说，这也同样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版本问题。它不仅牵涉到理论的建立，而且还牵涉到政治外交路线的执行。

    版本问题广泛存在。所以，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我们自然不可避免地会经常遇到版本问题。

    版本问题，有的能构成“版本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有的却不成其为“学”。

    我国古代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伟大的、杰出的作品，无不有着错综复杂的版本问题。对它们的版本问题进行整体的或局部的、综合的或分析的研究，完全属于古代小说版本学的题中之义。

    那么，什么是古代小说版本学?

    为什么要在版本学之下另立一个古代小说版本学的分支呢?

为什么要在低层次的要求之外，又对古代小说版本学提出高层次的要求?为什么要求它既要有版本学的基础，又要再添加古代小说学的特殊的色彩呢?

三

    要谈古代小说版本学，必须先从版本学谈起。

    版本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的学问。它属于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以书籍的版本作为研究的对象。不论是书籍的稿本、抄本，还是书籍的刊本、印本，也不论是书籍的校本，还是书籍的批点本，都属于版本的范畴。具体地说，有三个方面是需要进行研究的：

    (一)版本形式的特征；(二)版本内容的差异；(三)版本流传的过程。

版本形式的特征，包括书写、刊印、年代、版次、字体、刀法、版式、行款、纸张、墨色、装订等等。版本内容的差异，主要指字句或章节的不同。版本流传的过程，则往往还包括收藏、印记、题识、批点、校勘和整理等等。对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并进而探索版本的源流，鉴别版本的真伪、早晚和优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版本学的内容。

    但，这是就一般的意义来说的。在一般的情形下，版本学所研究的对象，无非是经、史、子、集之类的古籍的版本。如果改以古代小说的版本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那么，我们立刻可以发现，研究的内容必须有所调整，研究的重点不免会有所转移，研究的方法随着也要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所以，在版本学之下，另立一个专门研究古代小说版本的分支，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它，我们称之为古代小说版本学。

四

    古代小说版本学是研究古代小说版本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可以是某一部古代小说的版本问题，可以是两三部古代小说的版本问题，也可以是古代小说版本的整体问题。古代小说版本学不能全等于版本学。版本学的范畴也不能全部容纳下古代小说版本学。古代小说版本学属于版本学的一个分支，但它在版本学中又具有一定的相对的独立性。而这是由它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和一般的版本学比较起来，古代小说版本学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下列两点：

(一)研究的对象不同；

    (二)研究的内容和重点不同。

    古代小说版本学的研究对象当然是古代小说的版本问题。

    古代小说的版本问题，和经、史、子、集之类的古籍的版本问题比较起来，研究的难度比较大。

    在过去的悠长岁月里，古代小说作品曾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在传播的广泛性和普及性上，它们可以说大大地超过了传统的经、史、子、集之类的书籍。尽管如此，它们依然摆脱不了受歧视的地位。在社会上层，在文人学士的心目中，小说作品是一种非正统的、非正经的读物；喜爱和阅读小说，同他们在传统教育制度下的成长和仕进的前途不发生直接的或重要的关联。小说只享受到茶余酒后的消遣物品的待遇。这就影响了人们对小说版本的重视。

    因此，产生了被今天的研究古代小说版本的学者引为遗憾的三个后果。

    后果之一：书商们常常把刊印小说看作是一种迅速地获取利润的手段。印刷的清爽、字体的美观，纸墨和装订的精致，统统不在首先或必须考虑之列。甚至文字的校勘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轻视或忽视。无意的错讹、脱漏，有心的删节、窜改，比比皆是。

    后果之二：在阅读的过程中，小说书很少受到阅读者的细心的爱护。看完随手一丢，是常见的现象。小说书本往往被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翻阅过。书页的磨损、残阙，书册的散失，随时可能发生。

    后果之三：人们对小说的兴趣，在于阅读，而不在于收藏。社会上普遍地存在着珍视、珍藏经、史、子、集之类的书籍的风气，却极少有人会兴起搜集、保存和收藏小说书本的念头，所以，在国内，小说的早期版本(譬如说，明代或明代之前的刊本)能够流传、保存到今天的为数不多。相反的，今天还保存在日本和欧、美各国的，却不在少数。这是因为，在明、清两代，外国的传教士、商人不断地涌入中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迫切需要学习中国的语言和了解、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就把形形色色的小说作品(用接近于日常生活语言的文字写成的、有人物对话、日常生活场景等等细节描写的小说作品)看作是现成的教科书、参考书，仔细阅读，并刻意搜集各种各样的小说版本，携带回国。

这些都增加了研究古代小说版本问题的难度。

五

    作为古代小说版本学研究对象的古代小说，主要指的是通俗白话小说。它们和经、史、子、集之类的古籍最大的不同，还在于下列两个特点：

    第一，它们基本上是用通俗的白话文写作，而不是用比较简练的文言文写作的。

    第二，一部在内容上和在形式上首尾完整的小说作品，篇幅大，字数多。有的长篇小说甚至达到一百回或一百万字上下的地步。

    这两个特点使得古代小说的版本问题和经、史、子、集之类的古籍的版本问题扩大了距离。上文第三节列举了版本学研究的三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方面(版本形式的特征)的任务是版本学和古代小说版本学相同的，但研究的难易程度有较大的区别。第三个方面(版本流传的过程)的任务则是二者完全相同的。唯有第二个方面(版本内容的差异)的任务，二者有所不同。内容不同，侧重点也不同。

    内容的差异，也就是文字的差异，大致说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字、一词或一句的细微的差异。这类例证，在古代小说版本问题中，多如牛毛，举不胜举。另一类是涉及人物性格、故事情节、思想倾向以及其他细节描写的差异。这类例证，在古代小说版本问题中，量少而质高。了解这些情况，注意这些情况，进而研究这些情况，是必要的。在研究中，二者不可偏废。但从研究的过程说，却有先有后；从研究的意义说，也有轻有重。

    古代小说版本学的主要目的(或主要任务)，不在于比勘一字一词一句的异同。

    从总体上说，研究古代小说的版本问题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考察与研究各个版本的异同，既包括文字的异同，也包括情节内容的异同。后者的重要性强于前者。第二步，通过文字、内容异同的研究，来揭示作家创作过程中的某些重大的问题，揭示作品流传过程中的某些重大的问题。

    第二步比第一步更重要，也更困难。对于第一步，在研究工作中，只要辛勤、细心，付出了必要的劳动，就一定能做出成绩来。关键是要钻进去，不要浮在外面。对于第二步，有更高的要求，需要具备综合的能力，理论思维的能力。不但要进得去，还要出得来。

    试以《聊斋志异》为例。

    《聊斋志异》稿本或康熙年间的抄本中的若干文字，甚至某些人名、细节，到了乾隆年间的青柯亭刊本中，却遭到了被删改的命运。删改则无一不是围绕着避讳的原因而展开。这表明乾隆时期的文网是多么的严密。要想了解其他许多小说作品的抄本、刊本在乾隆时期的流传，《聊斋志异》的情况不正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吗?而《聊斋志异》的被删改，也正可以从侧面说明蒲松龄的作品或思想中确实或多或少地潜伏着触犯封建统治阶级忌讳的因素。

    再以《红楼梦》为例。

    在《红楼梦》不同的版本中分别存在着两个尤三姐的形象。性格、思想、行为都不同。同样是自杀的结局，其思想意义却大不相同。一个是清白的女子，性格刚烈，不肯遭受老爷、少爷们的欺凌和侮辱，又被自己所爱慕的男子误解，遂以死来表示反抗到底。一个是有缺点和犯过错误的女子，有所悔悟，不甘心继续同流合污和堕落，愿意踏上一条新路，但却得不到自己所爱慕的男子的理解，那样的社会、那样的舆论环境不给予她以自新的机会，她终于不得不把宝剑“往项上一横”，作出了无言的控诉。哪一个形象出于曹雪芹的笔下?哪一个形象的塑造更符合于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和艺术风格?如果说，两个尤三姐的形象都出于曹雪芹的笔下，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又说明他的创作构思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自然都是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

    关于秦钟之死，在现存的《红楼梦》版本中，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写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们是不是都是曹雪芹本人所设计的?如果说，它们都出于曹雪芹的初稿和修改稿，那么，它们一一先后出现的次序又是怎样的?通过这些问题的研讨，不难对曹雪芹的创作过程窥知一二。

六

    在古代小说版本学中，要注意解决某些超越一部作品范围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例如繁本、简本的关系问题，它们哪个成立在先、哪个成立在后的问题，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研究中都会遇到。在《三国志演义》的诸版本中，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书名的嘉靖本是不是早于大多以“三国志传”为书名的闽刊本?在《水浒传》的诸版本中，含有征田虎、征王庆故事内容的简本是不是晚于以天都外臣序本、容与堂刊本等为代表的百回本繁本?在《西游记》的诸版本中，杨致和的《西游记传》、朱鼎臣的《西游记传》是不是早于吴承恩的百回本?

    如果使眼界开阔一些，作为数个小说版本的共同的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小说版本的个别的问题，来研究和解决，将会揭示出由繁到简或由简到繁的规律性，其结论也必会更科学、更有说服力。

七

    古代小说版本学有助于解决某些小说作品的作者问题。

    《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者是谁?一直存在着争论。尽管张问陶在七律《赠高兰墅(鹗)同年》诗的小注中说，“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这个“补”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补作”、 “补撰”，还是如程伟元、高鹗自己所说的，“截长补短”、 “修辑”或“重订”?程甲本卷首载有高鹗的《序》署“时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程乙本卷首也载有程伟元、高鹗的《引言》，署“壬子花朝后一日”。辛亥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壬子则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仅从年份上看，只差一年。但冬至在十一月中，花朝为二月十五日。从“冬至后五日”到“花朝后一日”，不过八十来天。而后四十回，从程甲本到程乙本，增删的字数将近六千。那么短的时间，那么多的字数，自己改自己的作品，有这个必要性和可能性吗?更何况，经过细致的校勘，发现不止一两个例子，把人名改错，甚至把文句改成了相反的意思，如果是改自己写的作品，怎么会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呢?

    所以，高鹗不可能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正像他和程伟元在《红楼梦引言》中所说的，他们不过是《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整理者、编辑者、甚或出版者而已。后四十回的作者另有其人：晚于曹雪芹而早于程伟元、高鹗的一位无名氏。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过去有施耐庵作七十回、罗贯中“续成百二十回”的说法。直到现在，还有个别的学者相信它。其实，运用古代小说版本学的常识就可以判断它能否站得住。《水浒传》最早的版本是一百回本；七十回本出现于明代崇祯年间；一百二十回本出现于明代万历年间；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情节是万历年间插增进去的。而罗贯中乃元末明初人，在他的身上怎么可能发生续写一百二十回本的事情呢?

八

    进行古代小说版本问题的研究，要注意研究方法。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同样，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方法也是不可取的。既见森林，又见树木，这样才能获得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在一部几十万字或一百万字的小说作品当中，寻觅出个别的或少量的例子，来证明自己提出的某项结论，一般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某甲这样做，某乙也依样画葫芦，考据岂不是沦落为游戏了?

    《金瓶梅》、《红楼梦》中的北方话和南方话之争，不能形成共识，是必然的。

    简本和简本的关系问题，是同样的例子。有的学者说，由简到繁乃是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通例；有的学者却说，由繁到简乃是书商大量出版畅销书、通俗作品、删节本的赚钱的手段。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光有“软件”是不行的。重要的是，要找到必要的、甚至大量的“硬件”。

    光有一两个“硬件”也是不行的。问题在于，不能忽视反证的存在。要排除反证。为了证明某个结论而列举的例子，对它只能有唯一的解释；对科学性有严格要求的考据不能容许有第二种、第三种……解释的存在。任何结论都要经受得起任何的反驳。只有这样，它才是有力的。

九

    现在有很多人热衷于侈谈宏观研究。其实，如果没有微观研究作为基础，所谓的宏观研究就会流于空洞无物的议论。

    我认为，应当提倡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在做法上，则以微观研究为先。试以《水浒传》、《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为例。

    我有志于研究《水浒传》、《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我的研究方处于开始的阶段。我的具体的步聚是——

    《水浒传》：先对总的情况有大略的了解，再一个版本一个版本排队，逐个地进行专门的探索；揭示某一版本的特殊的个性，它在版本系统中的地位，它和左邻右舍的关系；研讨某一版本或某一版本系统成立的先后；对全部版本进行综合的考察，清理发展的线索，勾画出演变的图样；最后，企图解决两个问题：一，从原本开始的《水浒传》版本演变史是怎样形成的?二，《水浒传》是不是作家施耐庵的创作?

    《红楼梦》：先选择若干具体的问题和事例(例如某个人物的年龄问题、名字问题、结局问题，某回的开端或结尾问题等等)，逐个地进行探讨和研究，然后再对各个版本和各个版本系统进行综合的考察；从版本问题入手，着眼于曹雪芹创作意图和构思的变化，研究曹雪芹的创作过程。

    我所说的步骤、方法不一定可行，结果好坏也很难说，权供参考而已。总之，从原则上说，应先进行局部的深入的考察，再进行整体的综合的研究；先产生个别的结论，再归结为普遍的结论。当然，具体的步骤、具体的方法，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作适当的调整。

十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研究工作必须建立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古代小说版本学也不例外。不看完版本，不看全版本，怎么谈得上版本的研究?这是浅显之极的道理。研究《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有优越的条件。现有十二种脂本，十一种保存在国内，大多有影印本行世。另外的一种在国内也有影印本。最早的两种程本也保存在国内，各有影印本或标点排印本。原始资料可谓全矣。这给研究《红楼梦》版本的学者造成了多大的便利。

    比起《红楼梦》来，其他的几部小说的版本研究条件就不那么便利了。

《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都存在着繁本、简本的问题，都有大量明代的闽刊本(刊于福建建阳)。以《三国志演义》而论，闽刊本构成它的四大版本系统之一。它们是不是最接近于罗贯中的原本?拿《水浒传》来说，它的简本系统主要由闽刊本组构成。以闽刊本为代表的简本的产生与成立是不是在繁本之先?(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施耐庵所创作的《水浒传》原本是完整的繁本呢，还是在文字和情节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欠缺的简本?)所有的简本是不是一致的?(它们是不是同出一源?在文字和情节上，它们有没有巨大的差异?)对这些问题，如果不看到现存的全部的简本(闽刊本)，将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然而这些闽刊本绝大部分都收藏在海外。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无法目睹到它们。

其他一些小说的明刊本同样有很多保存在海外。国内的图书馆即使有，也作为善本珍贵地储藏着，一般人轻易看不到。

    这都给研究古代小说版本的学者们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在时间、地点、精力等等方面要受到很多的限制。

    我认识一位澳大利亚的学者，她发表过研究《三国志演义》版本的精彩的论文。她的研究集中于几种《三国志演义》明刊本中的关系问题。我曾对她说，关系问题不过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何不从更广泛的角度，着眼于更多的带全局性的问题，来考察《三国志演义》的版本的演变?她回答说，仅仅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要反覆地看很多的缩微胶片，她的眼睛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再要扩大研究的范围，她的健康承受不起了。

    听了她的话，我很有感慨。她是外国学者，在美国等地进修过，有机会见到或借到许多收藏于海外的《三国志演义》明刊本的缩微胶卷。她的情况尚且如此，国内许多学者目前还享受不到她那样优越的条件，困难自然就更大了。

    必须看到原书。看不到原书，就必须看到缩微胶片。连缩微胶片也看不到，那就必须求助于影印本了。而前提在于，要有影印本面世。郑振铎倡议、文学研究所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本小说丛刊》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儿，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地继续编印下去，为古代小说版本学作出宝贵的贡献。

    研究古代小说的版本问题，需要对小说作品本身作全面的、比较深入的阅读和比勘。这时，如果不掌握原始的资料，而仅仅依靠间接的资料，将会遇上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聊斋志异》的“会校”本，有很大的欠缺：某处，它注明A本作“x”字，可是，一查原书，却发现他“会校”过的A本根本不作“X”字，而作“Y”字，再一查，作“X”字的竟是另外一个性质不同的B本。这是该“会校”本中屡屡出现的、并非个别的错误，难道不算是它的致命伤吗?又如《红楼梦》的“汇校”本，是个大部头的非常有用的工具书，但在它才出版不久，某省的刊物已为它连载了它所“汇校”过的某刊本的勘误表。这样一来，在使用它的时候，难道会不产生提心吊胆的感觉吗?

    所以，不能偷懒，必须亲自去占有原始资料，千万不要迷信、依赖第二手的资料。

十一

    前几年，我在外地和在香港访问、讲学时，曾多次通过研究《红楼梦》版本问题的实例谈起古代小说版本学的重要性。我把它比喻为一座风景幽美的花园。关于它，我说过八个字：“别有天地”， “大有可为”。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涉足于古代小说版本学的领域。它并不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一项枯燥乏味的工作。

    至今，我仍然是这样看。

    对这八个字，我始终坚信不疑。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