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微芬

　　复刊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作为全国性的专业刊物，《文学遗产》一直关心综合理论研究，认为这是对全局有影响的研究领域。同时我们又与各分支的研究刊物如《唐诗研究》、《词学研究》等不同。因此对综合理论研究更为关心也是必然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曾组织了几次征文和一系列学术会议，引起学界的注意。所以有必要加以总结。

一、宏观研究问题

    宏观研究征文启事在1986年第三期上刊出，并从第五期开始刊登应征文章。宏观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前，胡适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郑振铎有《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郭绍虞写过《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等等。文革以前，关于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问题，民间文学是否主流问题的讨论，也都属于宏观研究。文革以后，这种研究有新的进展。如《文学遗产》1984年有：第二期钱仲联《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第三期傅璇琮《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第四期王运熙《从文论看南朝人心目中的文学正宗》，董乃斌《唐代新乐府和诗歌叙事艺术的发展》等，都令人耳目一新。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提倡宏观研究，开辟专栏呢?这建立在我们对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状况认识的基础之上。

    一、八十年代古典文学研究有很大发展，尤其是打破了“左”的桎梏，学术界有较大的学术自由，显示出古典文学学科的独立品性；研究范围有所突破，研究观念和方法也有所更新。学者们对如何推进古典文学研究，有一些考虑和看法。《文学遗产》曾组织《当前古典文学研究与方法论问题笔谈》(刊载在1985年第三期)一共发表了七位全国知名学者的文章。一致表明了探索古典文学研究新途径、新手段的要求。

    二、当时学术界介绍了西方各种文艺理论流派，这些外来的理论对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冲击较大；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相对比较稳定，虽然受影响相对较少，但也同样引起震动。这种形势也确实激发了学者们对理论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对研究观念与方法问题的思考。

    三、编辑部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形势是乐观的，认为这可能是突破旧格局，开创新的研究工作局面的关键时刻。我们认为当时确实有新的开创，但老问题仍然大量存在。首先，从研究范围来说基本上还是点式研究，即以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为研究对象的格局。唐代主要是李杜韩柳、元曲是关王马白等等，面的研究却很不够，如次要作家研究、流派研究、思潮研究、文学形式研究等比较薄弱；而对某一时代的整体文学特性及其规律性的研究、学科的交叉研究，则尤为薄弱。从研究方法来看，很多文章还受旧框架的影响。如研究作家经常是三大块：生平、思想性、艺术性组成，而缺乏理论上的开拓性和创造性。为此，提出一个既不脱离现状，又使大家都能关心并接受的问题作为突破口展开讨论，可以推进古典文学的研究。

    选择宏观研究，开展征文活动就是在这种考虑下决定的。这一题目在当时不算新，然而却是一个弹性较大的题目，解决问题可大可小，可以通过它在研究范围、研究格局上有所突破，再深一层也必将在研究范围、研究格局上有所突破，再深一层也必将在研究观念和方法上有所收获。因此，宏观研究征文的目的，不仅是提倡作中国古典文学特性及其规律的大文章，诚然，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目的，然而总着眼点却是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能对古典文学学科建设有所帮助。 

    有些人对宏观研究有些误解，以为提倡宏观研究就是轻视微观研究，提倡了浮夸学风。其实在编辑部征文启事中就说得明白：“提倡宏观研究，决不是要将它同微观研究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或厚此薄彼，我们所说的是在扎实的微观基础上的宏观研究。”提倡宏观研究原因之一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在微观研究投入力量较多，积累较厚，成绩较显著，而宏观研究方面比较薄弱，需要加强；其二，宏观研究中理论比重较大，推进古典文学研究，开创新局面，需对几十年来研究领域中一些重大理论观念问题作一番清理，以期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改进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体制；其三是希望抓住带有全局性的课题，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总体提高。在“征文启事”中，也都表明了这样的目标。

    自1986年第三期征文到1987年3月杭州会议为止，共收到应征文130多篇。自 l986年第三期开始登载征文，至1987年第六期截止，专栏共登载24篇：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总体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七篇；有关中国诗歌研究的七篇；文学与宗教两篇；中国古典小说两篇、古典美学两篇、叙事文学一篇、文章学一篇、词学研究一篇。其实，由于栏目容量的限制，发表在专栏外的宏观文章也有二十多篇。1988年以后，虽然不设栏目，此类稿件仍不乏其数。

    我们认为这一活动的收获有以下几项：

    首先，使我们对宏观研究这一学术领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文革以前，这类研究往往是从文学史的编写中派生出来的，因而缺乏自觉的理论认识。而通过这一活动则对它的研究对象、方法、观念与微观研究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经过思考和讨论，有了大体一致的认识。

    其次，发表了一批优秀的宏观研究论文。这些论文中有的提出一些文学史的全局性观念，如陈伯海《论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格》、《中国文学之鸟瞰》、周来祥《中国古典美学的艺术本质观》、韩经太《从抒情主体的心态模式看古典诗歌的美学特质》。有的文章研究了文学发展规律，如陈祥耀《我国古典诗词演变的几个宏观规律》、赵昌平《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董乃斌《论中国叙事文学的演变轨迹》；有的从哲学史的角度研究古典文学，如王启兴《论儒家诗教及其影响》、孙昌武《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中佛教影响的研究》、葛兆光《想象的世界——道教与中国古典文学》；有的文章着重研究某一文体、某一文学流派或某一艺术手段的特性，如鲁德才《研究古代小说艺术传统的思考》、金开诚、张本《中国古代诗歌比喻手法的心理分析》、吴调公《心灵的远游——诗歌神韵论思潮的流程》等等。这些文章对开启人们的思路，拓宽研究领域很有益处，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其间，还展开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严云绶、裴斐、郑孟彤对陈伯海的文章的某些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的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1987年第五期上。不同意见的论辩对深入研究学术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宏观研究对于打破旧的研究格局有很大帮助。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古典文学总体理论研究的关注，尝试用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武器。其次，在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宏观研究的思维方式与微观研究有差别，虽然也需进行从具体到一般，再从一般到具体的过程，但在进行思考、探索的过程中，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研究，更多考虑事物间的关系、事物内部与外部的联系，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性等等问题。姑且把它叫做“宏观意识”。在这种宏观意识的观照下研究微观问题必定大有裨益。如果微观研究中有宏观眼光，在宏观研究中注意微观研究中材料的积累，及清晰的条分缕析。就会大大提高古典文学研究的质量。

    第四，这一活动对一批关心古典文学总体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的中青年学者有过积极的影响，激发他们去探索追寻的热情，很多人在几年努力后，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存在着问题：

    首先，由于专栏篇幅的限制，偏重于发表论古典文学总体特征与发展规律的文章，这与原征文启事的意图不很相符。启事中参考题十条，从第四条到第十条提到了某一阶段文学特性的研究、某一文体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某一流派、风格、地域的文学特性研究以及比较研究与文化研究等。这些题目的文章往往刊登在专栏之外，因此造成一种片面理解宏观研究本身的情况。

    其次，刊登了一些不够扎实的文章，如有一篇文章论农业社会与传统诗歌的关系，本是个好题目，可惜作者着重在浅层关系的研究，而没有从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心理结构，审美结构等更深层面的关系去进行探讨。有的文章虽然做得很大，但创造性不够等等，也造成些不良印象。

    宏观研究如果根底不扎实，确实比微观研究难做，容易空泛。但与这一研究领域并无必然联系。实际上，微观研究甚至考证也有内容空泛的文章。因此不能因为有的文章空泛，或者这种文章难写而否定宏观研究。

二、四十年反思

    1989年是四十年建国大庆之年。四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大体分为建国至文革，文革期间。文革以后三个阶段。十七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很有成绩，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最主要有二：第一，阶段性政治任务的过度干预，影响研究工作的科学性，限制了开创性，并使某些研究成果和学术活动只有暂时的应景效应。第二是研究模式的单一性，甚至形成比较固定的框架。这对学术发展是很不利的。这两个主要缺点，在文革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实际上取消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文革以后，情况大有改变，但旧的影响还存在，旧的单一的模式也需要突破。过去一些旧案，如1954年批俞平伯的问题等等还需要廓清。对四十年的研究工作加以反思，审视四十年曲折的道路，总结其经验教训是必要的，适时的。

    四十年反思问题是在1989年1月份在《文学遗产》编委会上提出的。主编徐公持谈到1989年工作计划时提出三项工作，这是其中之一。他提出“把反思的重点放在科学意义上的批判上。这种反思应该是全面的、深刻的，是对过去四十年的具有历史感和理论深度的反省”。还说：“这要求我们有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的勇气。……同时，反思要同推进学科建设相结合，为今后的学科建设服务。”在同一会上刘世德先生还提出“‘四十年反思’应涉及实质性问题”，提出五四年对俞平伯的批判应怎样看、胡适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功过如何等学术界关心的问题。              

    1989年3月1日，编辑部召开了古代小说研究四十年反思”座谈会。四月份又召开了“四十年古代文论研究反思座谈会”，五月份在信阳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

    两次座谈会谈到过去政治运动对学术的冲击，还提到过去以俄国别、车、杜，以及苏联一些文艺理论教科书的思想观点构成了单一的思想模式，往往堕入庸俗社会学的泥坑，这也限制了，学术研究。这两个座谈会还就各自学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如小说研究中存在着很难深化的问题，文论研究中存在与文学作品研究脱节、以及缺乏理论体系构架等问题。同时，两个座谈会也对今后如何推进研究工作提出很多建议。

    自1989年第三期至第五期，发表了四十年反思的文章共六篇：郭英德《四十年古典小说研究道路批评》、石昌渝《政治介入学术的悲剧——对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思考》、李之鼎《建国后一个重要红学流派的产生与迷误——“市民论”与“传统说”的理论关系述评》；罗宗强、卢盛江《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吴调公《古代文论：在矛盾回旋中升华》。这几篇文章虽然着眼点和他们对四十年的评价以及评价的尺度有差别，然而文章有理有据，尽量做到客观公正、积极向前看，具有严肃的科学精神，这却是一致的。尤其是罗宗强、卢盛江的文章，扎实严密，不但总结了四十年文论研究的概况，而且还提出了今后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处理好当代意识与历史实感的关系，令人深思。石昌渝的文章公允客观地评论了五四年批俞平伯运动，具有科学性和分寸感。

四十年反思工作没有最终完成，不过由于研究工作本身需要不断回顾总结有关课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以事实上这种反思，在此后并未停止，有不少论文都包含了对四十年研究成绩和问题的分析，而且随着研究水平的提高，这种事实上的反思更有深入化、具体化的趋势，这是不能忽略的，所以，现在看来，“四十年反思”的作用，还在于它起了个头，明确提出了一个普遍意义的课题，使此后的古典文学研究增添了历史深厚感。   

三、文学史观的讨论

    其实这一问题早已包容在宏观研究的问题之内，而正式提出，则是在1989年1月《文学遗产》编委会上，当时，是作为1989年的工作计划之一而提出的。自1990年第一期正式开辟了《文学史观与文学史》专栏。到1994年底为止，共发表论文12篇。

    1990年开辟专栏的考虑是：

    首先，自1949年以来文学史的编写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现有的几部文学史已经不能满足学术界的要求。我们的估计是：九十年代会出现一个文学史编写的高潮。面临这一形势有必要开展对文学史观的讨论。

    第二，文学史观的研究对于文学史写作质量的突破起着关键性作用。自八十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出现多元化的格局，对文学史观自觉的观照与研究，已势所必行。

    第三，文学史观问题是古典文学研究全局性问题，不但有利于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而且对于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工作，都有很大好处。

    1990年第一期“文学史观与文学史”专栏的编者按中，对专栏的内容提出了一些要求，按语中说：“首先是关于文学史的本体理解，什么是文学史?文学史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基本目标是什么?有关文学史的共同问题与特殊问题，等等。其次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及规律的理解，中国古代文学有没有总体特征和发展规律?如果有，又怎样去把握和阐释特征和规律?此外还有文学史的方法问题。”总起来说，这几年的讨论，基本上围绕上述三个方面进行。

    由于文学史观问题是一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难度很大；而且需要学者个人或群体的积累和探索，因此这一栏目的设置，没有急于求成的短期目标，设置的方式也与宏观研究的讨论不同，不一定每期都登，而是适当集中，时断时续。文学史研究领域本应百花齐放，文学史观自然也应百家争鸣，希望通过讨论能发展和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史学，繁荣古代文学研究领域。

    关于“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的研讨，编辑部与兄弟单位共组织了三次会议：

    1990年10月，本刊与广西师大中文系等八个单位在桂林联合召开“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术讨论会；1991年7月，《文学遗产》编辑部与大连大学、大连师范学院等在大连联合举办“全国文学史理论问题研讨会”；1994年，本刊与漳州师范学院、上海社科院文学所、西北大学中文系、《江海学刊》编辑部，在漳州联合举办"94年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研究会”。

    从发表的论文和几次学术讨论会的内容来看，“文学史观与文学史”问题有以下几方面的进展：

    一、文学史研究对象问题。

    这一问题看来似乎简单，却是文学史观的一个基本问题，因此各人的理解很不相同。

    大致有四种不同看法：第一种认为文学史研究关注的是一个个作家以及他们相互关联所构成的文坛景观和演进轨迹。(严迪昌《审辨史实，全景式地探求流变》)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但对作家与作品的偏重又有不同：

    一是偏重作品：“文学史就是文学作品的发展史，首先要如实地展示有史以来作品的存在和发展的全貌和原貌，而作家的因素应放在从属地位来讨论，虽然这是必不可少的。”（汤斌《文学史的复旧与创新》)   

    另一种是偏重于研究作家以及他们所受规范的社会。

    吴调公《从探索到抉择》说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的历史，是阐述文学的发展过程和总结运动规律的历史。又说“而从某种意义说，‘文学史’也就是人性赋于语言以内在生命的艺术创造演变过程的历史”，那么“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就必然是历史总和的内核，也即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所谓的灵魂史。”

    宁宗一《关于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编写的若干断想》说：“不妨把文学史作为心史来研究”，又说：“既要深入作家的灵魂，也要纵目他们所受规范的社会心灵总体，也就是要透过作家的感情深处或作品内容，乃至一个发人深思的生活细节和心灵悸动作为突破口，去纵观时代风尚与社会思潮。”

    第二种认为文学史应该作文学的整体研究，并需要作者的理论再创造。傅璇琮、钟元凯《古代文学的整体研究评论》中赞许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意味着文学史研究从以作家个体为本位深入到整个民族心理建构的走向。……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展开的轨迹中探究历史的底蕴，发现规定着这一切发展变化的历史内在的深沉力量”，是“表现了事物总和向过程的总和的转移”。   

    王钟陵在《历史存在与逻辑学思路》中说历史存在有两重性，一方面存在于过去的时空中：另一方面人对历史用自己的理解来复现它。因此“从二重性原理出发，我们对于史的研究，其实也就是一种理论的创造，它体现在写作人便是史与论的凝结”。“文学史的写作，不仅是一种客观规律的总结，而且也是作者本人的一种理论创造，另一种依托于历史的理论创造”。

    第三种看法偏重于语言艺术的研究。马德富《语言艺术历史流变的描述和阐释》中说：“文学史从本质说来就是语言艺术的历史。这里所说的语言，绝不止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它本身就是具有一定内涵的实体。词语的艺术组合本身就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具有现实生活的内容，并凝聚着作者的意蕴和情感(包括审美意识等)。”

    第四种是一种综合性的看法，赵仁圭在《文学史编写的问题及设想》中，认为文学史基本内容为：“一是表述历代以单体形式而存在的众多文学现象(广义)和文学成果”，“二是描绘各个单体文学现象(广义)之间的发展轨迹、演变咎索”，“三是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探索、揭示这一发展轨迹的方向性和规律性。”   

    二、关于文学发展规律问题。

    总的说来，论者都认为探究文学发展规律问题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赵仁圭说：这也是“鉴别我们史识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一点规律、方向都提示不出来，那么文学史就真要变成一堆零碎材料了。”但又认为目前要想取得突破性的、公认的成就是不现实的。   

    汤斌则认为：“第一要务是忠实地恢复历史的旧貌，第二才是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规律。“又说：“在规律尚未被完全认识之时，有一部忠实于旧貌的文学史，也已经相当伟大了”，比事先制定好规律，然后去充实史料的文学史强百倍。

    陈一舟《非逻辑：文学史景观的另一面》中说：“作为文学史多元研究的一翼，理智上我并不反对探究文学的内在逻辑和某些特殊规律。……但我坚持认为，揭示规律并不是文学史著作的唯一任务和终极目标，对于历史来说，现象永远是最重要的，道理很简单，我们首先必须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他这篇文章着重探讨文学发展中非逻辑、非规律的一面，这样的探讨也很重要，而且很有启发性。

    三、文学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这一问题更是见仁见智，各有高见。严迪昌文章中提倡“审辨史实，全景式地探求流变。”他认为首先要对史实进行“全面性的发掘、整理、把握、梳辨”，“倘若对文学历史客观存在的真相未能充分认识，就绝不可能全景式地复活并再现中国文学的历史画卷”。同时，还要“充分地审慎地汲取并秉用迄今为止的一切既有研究成果，又完全不必墨守教规，步趋前贤”。汤斌与他的意见差不多，主张如实地展示文学史的原貌和全貌。

  吴调公文章中，主张在当代意识主导下进行点、线、面的研究。点，即焦点，是指“一定时代的强音，或者是一定时代中最富于涵盖性和深人人心的思潮”；线，即脉络，“意味着文艺思潮流程中上下衔接的线索，以及在同一时代或相距较近时代中，不同的作家集团的流派的相补，包含着作为客观存在的大量作家、作品，也包含着饱和于其中的文艺思想、审美意识”。

    宁宗一在文章中也强调了“以当代意识反观历史，追溯其形成、发展的历史性过程，并从中发现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那些恒常不变的基因。”他认为“当代意识，不能肤浅地理解为和等同于西方新思潮、西方意识。当代意识，应是当代人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悟性和思辨力，也包含了对真理的信仰和追求”。他还认为“理论思维的贫乏与理论框架的单调，是文学史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为此，研究者阅读空间的重建是研究工作完成蝉蜕和更新的内在动因。

    陈一舟在他的文章中说，不少文学史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以编述的语言形式去表现静态的文学史系统。他主张用“描述”的形式写文学史，这一形式的优势在于突出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和动态性。

    王钟陵则主张以黑格尔——马克思的逻辑学思路建构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形态，以此在文学史的第二重存在中去把握文学史的第一重存在。而其研究方法和角度有三个要素：一是文化，二是逻辑，三是审美。

    《文学遗产》1994年第五期上发表了钱志熙的文章《审美、历史、逻辑——论文学史研究的三种基本方法》。他认为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应该区分为具体方法和基本方法两个层次。具体方法是指那些操作性较强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具有某种工具的性质，可供选择，经常更替。如文本批评、母题研究、接受美学等。基本方法属于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是从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概括出来的，能完整地反映文学史研究的学科性质，与研究的基本对象具有直接对应关系，是在方法论意义上对文学史研究进行反思、分析的思辨所得。它涵括具体方法。他将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概括为审美、历史、逻辑三种，并对这三种基本方法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这篇文章专论文学史研究方法，很有启发意义。

    四、文学史观发展历程以及近年来文学史观的变化。

    陈伯海在《中国近代文学史观之变迁》一文中分析了近代文学史观的变化，他认为传统文学史观的基本框架是一种循环论的思维模式，至近代，文学史观才有大的变迁。大体上说，五四以前，是传统文学史观向进化论史观转变阶段；五四至新中国成立，是进化论思想确立和发展的阶段；1949年以后，是辩证的历史观兴起并在曲折中摸索前进的阶段。

    徐公持在漳州会议上把近年来发表的文学史观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史学家性格的文学史观，重历史、重客观、重描述，可以说是再现的文学史观，比较尚实；第二种是理论家或日史论家性格的文学史观，重理论、重主观、重阐述，较为尚虚，可以说是表现的文学史观；第三种可以称作中和或调和性格的文学史观，它介于两类之间，既反映客观历史真相，又要表现文学史家的独特观点。他说，近十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出版了100余部文学史著作，这些著作中表现了文学史观的穿透和影响，这些著作也可分为三大类型。他认为三种文学史观“各有其理论上的自足性”。不同的学术爱好与个性。不同文学史观的出现是正常现象，使营造学术的多元共存、多元互补、多元竞争格局成为可能，从而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并为未来的文学史学学派的形成打下基础。   

    文学史观的讨论，事实上对文学史编写工作是产生影响的。这在近几年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有所反映。一些著作明显加强了理论色彩，加强了对规律性问题的思考和对文学发展脉络的探寻，加强了文学史实叙述的联系性和综合性，加强对文学思潮、流派、文学集团、文学时代特征等问题的研究。一些文学史著作还努力突破既有的文学史框架，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表现自己的学术个性，这种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创新应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不能凭空立论，为创新而创新。但是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各种体系、各种结构、各种观念、各种方法的文学史都有存在价值，也有利于文学史园地的繁荣。这些文学史编写领域新面貌的出现，是与作者对文学史观的重视和文学史理论修养的加强有关，是文学史观自觉性不断提高的表现。   

    以上是十年来编辑部组织的三次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活动，除此以外，1994年还与山东曲阜师大中文系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儒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了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问题，尤其就仁学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作了比较充分的讨论。

    综合研究是古典文学学科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过去在学界重视不够，相对而言成果要少一些。但是，它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体现古代文学研究学科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今后我们还会努力搞好这一专栏的组稿编辑工作。这一方面的研究领域很大，需要研究的方面很多，很难全面概括。我们仅提四个方面的问题，作为大家选题时的参考。

    一、关于古典文学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研究，包括对各时代、文体、文学流派的特性及发展规律与发展轨迹的研究；文学与历史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等等。

    二、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栏目将继续不定期设置，欢迎来稿。   

    三、学者研究栏目自1986年第四期开始设置以来，一共发表了二十篇文章，这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并且对我们当前的研究工作有借鉴作用，我刊将不定期设置。

    四、对当前学术成果和学者治学道路的评论．。可以就某一学者的学术成果作出评价，也可以研究某一领域的新成果，加以综合评论。这类研究与书评不同之处在于要有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并且要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来总结这些成果的成就和不足。

    这四个方面仅供参考，专家们若在这一方面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做出新的成果，也希望能照顾本刊。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