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

一、简单的回顾

上古文学，具体说是先秦文学，文史哲并没有明确的分野，历代的学者都曾投下大量的精力从事这段历史文献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诗经》、《楚辞》、先秦诸子、历史散文，哪一个领域没有大量的研究积累！不要说有所创新，就是先消化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也需要相当的功力。所以从事先秦任何一个专题的研究，如果要求自己有所突破，就必须具有相当广博的知识背景，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余地。因而在这个研究领域，几十年来相对保持着较高的学术品位，粗制滥造的现象比较少见，即使偶然出现，也很难蒙混他人耳目。中古文学，约定俗成，一般是指汉魏六朝文学，它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际遇遭逢是颇不相同的。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以及陶渊明等作家备受后人推崇，评价甚高；而像永明文学、宫体诗等却颇遭非议和指摘。有不少作家作品好象从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他们的存在；而有些作品如《文选》《文心雕龙》等却是古今两大学术热点，成为显学。这种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本应给予相应的阐释，但是由于资料的匮乏、零乱，难以取得较大的进展。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相对处于沉寂荒漠的状态。唯其如此，本世纪的中古文学研究，首先即是从史料的钩沉索隐开始起步的。

　　鉴于这样一个学术背景，《文学遗产》复刊以来，对于上古、中古文学的研究稿件基本采取了这样一种方针：上古文学研究从严把握，注重发表老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力戒浮华，追求平实的学风。如闻一多遗稿《东皇太一考》（80年1期）、林庚先生《＜天问＞中所见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面影》（同上期）、姜亮夫先生《为屈原庚寅日生进一解》（81年1期）等。中古文学研究，材料就那么多，都摆在明处，但是，如果仔细推敲，却又问题成堆。有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考察，包括史料的钩沉辨析、理论的阐释发挥，还包括对具体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的研究，等等。可是，有限的史料还记载分歧，令人无所适从。对这一段文学的研究，更需要有一种通识，一种深厚的学养。从目前情况看，来稿不少，但是比较理想的还不多。时常听到同行对《文学遗产》的发稿情况有所抱怨，说上半段的稿件发表得太少了，这是事实。其中一个原因就在这里。

　　从近年来稿情况看，上古、中古文学研究稿件，平均每年在一百篇到一百五十篇左右。其中，多数是中古文学研究论文，通常占三分之二。大致说来，上古文学研究论题主要是：一、对诗文某一字句提出新解；二、分析某些作品的题旨，《诗经》、《楚辞》研究多涉及这方面内容；三、对某些作家作品作出重新评价；四、利用新的文献资料对传统课题作出新的论证。中古文学研究除上述内容之外，又多出文人集团研究、区域文化研究等新内容，从总的研究态势来看，有后来居上、大有超过上古文学研究的趋势。

二、艰辛的拓展

　　《文学遗产》复刊于拨乱反正的八十年代伊始。当时的学术界，百废待兴，一切似乎都要重新开始。在八十年代初期，《文学遗产》中坚力量，多是学术界的前辈。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批中青年业务骨干逐渐挑起学术大梁。他们不满足于过去的研究方法，开始探讨自己的学术道路。后来的文学史观大谈论，正是这种时代思潮的必然要求。它反映了学术界的后来者渴望超越自己、超越前代的强烈呼声。当然，这场持续数年之久的大谈论，其利弊得失，还有待于后来实践的检验，现在作是评说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是，它在客观上促使人们对于以往的学术研究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作进一步的反思，确有其积极的意义。就上古、中古文学研究而言，从那以后，学术界对于过去那套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摈弃不用了。同时，对于过去似乎已成定论的一些问题，重新作了认真细致的辨析工作。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对于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南北朝文学似乎就是形式主义的代名词，而忽略了它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研究观念的变化，这一传统的看法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当然，也有学者刻意标新立异，脱离文学史实，为南朝文学，特别是为宫体诗大唱赞歌，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弊。学术研究需要积累，一个一个问题的积累。如果仅仅停留在道德的评判上，学术研究永远走不出怪圈，今天可以把它捧上天，明天又可以抑之入地。这样的研究没有任何意义。汲取经验教训，九十年成熟起来的更年轻的一批新生力量，在老一代学者严格而卓有成效的指导下，潜心问学，作出了自己应有的成绩。就上古、中古文学研究而言，近年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如傅道彬《＜诗＞外诗论笺》、赵敏俐《两汉诗歌研究》、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钱志熙《魏晋诗歌原论》、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阎采平《齐梁文学研究》、刘跃进《永明文学研究》、吴先宁《北朝文学研究》、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等，已经远远不限于一般的评价，或者仅仅是作翻案文章，而是对各个专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尽管所得结论不一定全对，但是，后来者如果继续从事这些专题的研究，这些学术成果就绕不过去。这也许就是学术积累的意义所在吧。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上面提到的绝大多数博士论文，其精华多首先刊载在《文学遗产》上，有些还在全国青年社会科学论文评选中获了奖。此外，还有许多没有出版的博士论文，他们的论文精华也多由《文学遗产》刊载出来，或者通过博士新人谱加以介绍，智略辐凑，以表风华，为上古、中古文学研究展示了广阔的前景。十余年间的风云际会，《文学遗产》在推动文学研究观念的转变方面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这样说也许并不过分。

　　随着研究观念的转变，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研究领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研究课题，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或者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出现了某种复兴的态势。这在传统的“文选学”研究上表现较为明显。这是富有戏剧性的研究领域。唐代即有所谓的“文选学”，宋代甚至流传“《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但是到“五四”时却成了“妖孽”而被打翻在地，几十年未能翻身。从1949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间，“文选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不足十篇，它在大陆的境遇可想而知。1988年在长春召开了首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年、1995年又分别召开了第二、三届学术讨论会。每次参加人数都在七、八十人以上。“文选学”所以能够在新时期表现出复兴的趋势，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国内外不时发现一些新的版本资料，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其二，《文选》以及诸家旧注是研究中古文学，乃至研究唐宋文学的津梁。以《沧浪诗话》为代表的宋代诗话，凡是论及唐前文学，所例举的作品，几乎没有超出《文选》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说，《文选》就是先唐文学的代称。近代著名学者李详在其《文选学著述五种》（《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对于杜甫、韩愈等唐代大诗人的作品作了详尽的考察，结论是唐代诗人几乎没有不受《文选》影响的。这已是千古不移之论。当代学术界重新唤起对于“文选学”研究的兴趣，这一动向首先在《文学遗产》得到了及时的反应。作为全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曹道衡先生近年在本刊连续发表了《论＜文选＞中几篇齐梁应用文》（93年3期）、 《从乐府诗的选录看＜文选＞》、《关于＜文选＞中六篇梁代作品的写作年代》，对于《文选》的撰录标准、所收作品的创作年代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考察。周勋初先生《＜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通过对日本所藏《文选集注》的考察，推测《奏弹刘整》的原貌以及各家旧注的得失。跃进《从＜洛神赋＞李善注看尤刻＜文选＞的版本系统》（94年4期 ）对于《文选》的版本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最值得称道的是曹道衡先生对于北朝文学的研究。八十年代，他在《文学遗产》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试论北朝文学》《十六国文学家考略》《关于北朝乐府民歌》《从＜切韵序＞推论隋代文人的几个问题》《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的时间》等文章以及与沈玉成先生合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中北朝文学部分，将过去被视为“文学作品几乎绝迹”的十六国及其以后的北方文学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纵横比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创见，厘定了北方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这些研究成果，多已收录在《中古文学史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中古文学史研究论文集续编》（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代表着近十年来中古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

　　第三，在中古小说史研究方面，已故胡念贻先生在《＜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81年2期）、曹道衡先生《＜风俗通义＞与魏晋六朝小说》（88年3期）等文，不仅对于古小说作了钩沉索隐的工作，还对于两汉子部在小说研究方面的价值作了充分的论证。此外，曹先生的《论王琰和他的＜冥祥记＞》（92年1期） 在考订作者生卒年的基础上，对于《冥祥记》的内容、史料价值和这部书产生的历史背景作了考察，有些推论，与日本发现的《观世音应验记三种》（中华书局94年校点出版）多有吻合（参见孙昌武先生《关于王琰＜冥祥记＞的补充意见》，92年5期）。

　　第四，利用出土文献资料研究《楚辞》，取得重要的进展。汤炳正先生《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94年2期）根据1987年出土的大量楚简对于楚国每事必卜的风尚以及卜筮的程序、用具及方法作了详尽的考察，不仅订正了历代《楚辞》研究在卜筮方面存在的问题，还以严密的论证，对于学术界有人断言屈原为“巫官”的说法作了辨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充分体现了老一代学者严谨求实的学风。此外，刘信芳《包山楚简神名与＜九歌＞神祗》（93年5期）也在利用出土文献方面对《楚辞》研究作了较为成功的尝试。阅读这些文章，耳边总是想起六十多年前陈寅恪先生说过的话：“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乃是古史研究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史专业分得越来越细，将活生生的历史强制性地划分成条条块块。条块分割的结果，隔行如隔山。文学研究界对于考古学界的成果，相对来讲，就显得比较隔膜，人为地限制了自己的学术视野。这种状况开始得到初步的改变。

　　第五，注意介绍海外信息，这也是扩大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其一，及时组织文章对海外研究成果加以评介。《在研究的背后》（92年1期） 介绍了日本著名汉学家小尾郊一《中国文学史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自成一片风华景象》（92年2期） 实事求是地评介了台湾三部汉赋研究著作，而《台湾近四十年＜诗经＞研究概况》（94年4期）一文对于海峡彼岸的《诗经》研究情况介绍得尤为详尽，读后使人深深地领略到了同族同根的亲切感。此外，《＜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传与研究》（94年4期）、《钟嵘＜诗品＞在域外的影响及研究》（93年4期）、《韩国研究六朝文论的历史与现状》（93年4期）等文都为学术界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线索。其二，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组织一批海外学者的论文，譬如清水凯夫先生《＜诗品＞是以滋味说为中心吗？》（93年4 期）、竹田晃先生《以中国小说史的眼光读汉赋》（95年4期）等， 前者对中国大陆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后者变换研究视角，从虚构文学的角度评价汉赋的历史作用（此一问题，胡士莹先生早在《话本小说概论》中即已论及，可惜没有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充分重视）。其三，刊发国内学人搜集利用海外各种文献资料而撰写的论文。《归去来兮词＞与＜归去来＞佛曲》（93年5期）根据日本八世纪文献《圣武天皇宸翰杂集》所收中国刘宋释僧亮的佛曲《归去来》，推断这篇佛曲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相通之处，陶渊明的这篇名文实际上是“玄佛合流”的时代精神，即魏晋“佛教玄学”人生观的典型体现。

　　研究观念的变化、研究领域的扩展，客观上也促进了研究方法的转变。最明显的变化是由过去的大题小作，变为小题大作。这样，许多问题才能说深说透，才不至于隔靴搔痒。其实，这种研究方法并非今人独得胸襟，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学者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已经取得了划时代的成绩。再说乾嘉学派中第一流的学者，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只不过在走了许多弯路以后又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罢了。譬如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中的多数文章，就是成功地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典范。如《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乍看起来仅仅是篇读书札记，仅仅论述了魏晋清谈时期的一个哲学命题，但是陈先生却能在所谓“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这个抽象的哲学命题中极精辟地洞察了魏晋时代两大政治阵营的对立与转化。以曹氏为代表的寒族以为才性相异相离，而以司马氏为代表的望族则认为才性相同相合。对这个命题的理解，两派针锋相对，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惊心动魄的政治问题。作者目光如炬，论析可谓入木三分。如果再联系到中国七十年代末期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起初似乎也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最终却转化为政治变革的理论先声。经历了这场变革，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陈寅恪先生这种以小见大，一针见血的研究所蕴含的理论意义。曹道衡先生《从＜雪赋＞＜月赋＞看南朝文风之流变》（85年2期）、《从两首＜折杨柳行＞看两晋间文人心态的变化》（95年3 期）就明显地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谢惠连的《雪赋》与谢庄的《月赋》是南朝小赋的名篇。历来的文学史家多有论及。而曹先生不仅辨析了这两篇赋从“体物”向“缘情”转变过程中重要艺术价值，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转变的历史缘由，包括作者的社会地位的变化、文坛风尚的转变等，具体而微，令人信服。乐府旧题《折杨柳行》，历代文人多有拟作，这里反映了哪些问题，以往的研究多语焉不详，曹先生却能从陆机和谢灵运的两首诗中辨析出两晋文人心态的变化。两人都出身于高门贵族，但是生活的背景却全然不同。如果说陆机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的话，谢灵运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不仅有儒家思想的影响，还有老庄和佛教思想的影响。他在《折杨柳行》中关心的是个人的“泰”与“否”，不象陆机那样旨在刺世。陆、谢两人的这种思想差别，其实不仅仅是他们两人特有的情况，而是代表着太康诗人和元嘉诗人的不同。太康诗人志在用世，而元嘉诗人则更多地关心个人的荣辱。这种的心态的不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魏晋以后“门阀制度”的形成与衰微、儒释道对士人的不同影响所致。这篇文章由两首《折杨柳行》入手，就象剥笋一样，层层剖析魏晋到南朝士人心态的变化，还纵论了南北文化的不同，视野颇为开阔。我在前面说过，中古文学更需要一种通识，一种学养，这正如傅璇琮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序》中所说：“我觉得中古文学研究之难，主要不在于如后代那样需用全力搜寻大量的不经见的材料，而是要在较高的学识素养上来细心研索材料，又要兼具文学、史学、经学的根柢，把研究对象放在社会文化的整体历史背景下加以观照。本世纪以来凡在这一领域作出较大成就者，如刘师培、鲁迅、陈寅恪、唐长孺等，都莫不如此。在当今，我认为曹道衡先生即继这些前辈学者，在中古文学研究中创获最多、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三、存在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极端的倾向上：一个倾向是凭空高论，论题大多涵盖面极宽，纵览古今，贯穿中外。几十年来，我们的上古、中古文学研究界，如同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界一样，善于作这种大块文章。在方法论盛行的八十年代，这类文章仍然充斥于我们的大大小小的刊物。只不过从过去言必称马列，摇身一变，开口必称现代某某主义。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现代西方学术思潮，也不知有多少是真的，反正是狂轰滥炸一番，弄得中国学术界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似乎不说一点新名词，就有被时代抛弃的危险。当时有许多文章，懂行的不看，不懂行的看不懂。水过地皮湿，到底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实在使人生疑。现在，空谈马列的少了，卖弄方法论也不吃香了，时髦的话题是儒、释、道与中国统文化。或通论儒家的文学思想，或纵论道家美学思想与中国文化，等等，论题如此之大，篇幅又如此之小，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天马行空，俯瞰寰宇。这样，所得结论往往适用于任何一代的文学现象，究其实际，又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各个时代，乃至同一时代的不同时期，士大夫们对于他们的理解和接受，其实是很不相同的。论儒家思想对于文学的影响，起码的要求，首先应对本课题有所界定，儒家特指哪一时代？特指哪一流派的？据我所知，汉儒与宋儒就很不相同，清儒又有别于前代。更何况，在汉儒中间又分为经今古文学两大派别；这两大派别，历唐宋元明清，各有传承，有时差别相当大。同样，道家思想也极为复杂。先秦时代的道家是一幅面孔，魏晋玄学时代的道家又是另一幅面孔。唐宋时代的士人多信奉老庄，他们心目中的道家又必然打上自己时代的烙印。至于经过道教信徒改造过的道家就更有自己的特点。所有这一切，纷纭变换，哪能一锅烩呢？

　　另一个极端倾向是钻牛角尖，得出的结论往往偏颇。有很多来稿，纠缠于一些很难说得清的问题，争来论去，就象从圆心射向两个不同方向的直线，分歧只能越来越大。仅就某一点而言，似乎有一得之见，但是，倘若通盘考察，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仅仅根据一二条孤证来推论字义，这在训诂学上叫望文生意，不足信据。同样，在文学史研究上，特别是上古、中古文学研究，这种望文生意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一个字、一句话、一条史料，拆来卸去，穿凿附会，已经到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这个问题在考证文章中时常出现。比如翻来覆去地考证某作者死于何病，某诗人自杀方式，这种考证能有多大意义，使人怀疑。当然，为考证而考证，倘若确能得考出一些问题，也许还有它的价值。就怕有些冒似朴学的考证，明明有些问题限于材料不能得出结论，却偏偏发誓要搞个水落石出。没有材料，就只有胡猜乱想。我在《有关＜文选＞“苏李诗”若干问题的考察》（将刊于96年某期）中专门就此类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近来还时常见到一些毫无根据的翻案文章，这里声称挖掘了一个久为人所忽略的作家作品，那里又否认嵇康曾任“中散大夫”；这里忽然宣布发现某某先唐佚诗，那里又根据学界并不生疏的材料推翻前人定论；这里强烈地要求对焦仲卿、刘兰芝重新评价，那里又执着地为中国第一大诗人姬旦庄严“正名”，如此等等，表面很热闹，但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至于他们所根据的材料是否可信，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有意义，似乎从不关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偏爱自己研究的对象，往往出现拔高古人的偏颇。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近年《文学遗产》很少发表《文心雕龙》的研究论文，不是这个问题不重要；恰恰相反，《文心雕龙》里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但是，现在把《文心雕龙》炒得火热，说得神乎其神，简直比现代理论还要完美，几乎无所不包。既有创作体系，又有美学体系，甚至还有心理学体系。可是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就那些材料，就象拼盘一样，怎么拼都可以。胡国瑞先生《论陆机在两晋及南北朝的文学地位》（94年1期）有这样一段话：“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对后代文学理论的影响颇为巨大，但也存在着思想的局限，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对于文艺创作，只能说总结了前人的，但未能指导当前及后代。”如果对中古文学创作稍有了解，对于胡先生这个平实的论断，我想多数人是会认同的。此外，《也谈“神思”与“沈思”兼及其他》（94年3期 ）针对日本学者在《文心雕龙》与《文选》研究上的牵强看法提出异议，认为在《文心雕龙》以及六朝文论研究方面存在着拔高化与现代化的倾向，所说颇为中肯。除文论研究外，们在从事某一课题研究时，往往习惯上说某某在文学史上“有巨大（或重要）影响”，信手写来，脱口而出，而真实情况却未必如此。这就提醒我们，学术研究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冷静、客观，平实，这看似容易，真正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很难。

四、乐观的展望

　　《文学遗产》已经走过了四十年艰辛而辉煌的历程，也积累了丰富经验。站在世纪之交的关口，展望未来，我们应当有理由充满信心。

　　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首先还是应从理论上对“上古文学”、“中古文学”的概念作出界定。譬如“中古文学”这个概念肇始于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后来约定俗成，以此概指魏晋南北朝文学。如果仅仅如此，其实没有必要非用这个模棱两可概念。近一个世纪以来，多数文学史在讲到这段文学发展时，多数还是冠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但是这样做，又有许多问题不好解决，因为“魏晋南北朝”毕竟是各个朝代的名称，虽然与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关联，但两者并非等同。比如这段文学的开端，首先就是建安文学，名义上属魏晋文学，而实际上却用的是东汉的年号，名不符实。事实上，学术文化本身是一个流动的历史，自有其分合的标准。当某种文化形态占据当时文化界的中心，并形成一股时代潮流，这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时代。它可能受政权变化的影响，但两者的发展并非总是同步。东汉迁都洛阳，文化中心随之而东移。与西汉文化相比，东汉文化由过去儒家一统变为儒释道三分天下的局面。传统的儒家思想已不再为士人视为万古不变的真理，神圣的光环失去了色泽，文学才有可能从传经布道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而走向独立。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用了大量的材料疏理了汉魏风尚变化，揭示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魏晋风度多源于东汉。既然如此，我个人认为，用“中古文学”取代魏晋南北朝文学似乎更为合适，而它的研究上限应当始于东汉迁都伊始。理论依据之一，就是文化中心论。至于中古文学时期各个阶段的划分，不必再象过去样完全依据政权变化来划分，而应当充分考虑到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即以南朝文学研究为例，以元嘉文学、永明文学、宫体诗取代过去沿习已久的宋齐梁陈文学的概念，似乎更符合六朝文学的发展实际。

　　确定了中古文学的时间断限，它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显而易见了。从东汉开始的中国文化思想界，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文化变革：儒学的衰微，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形成了三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一是外来文化（如佛教）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二是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如道教）的冲突与融合；第三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古文学实际就是在这三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不断地得到发展，不断得到繁荣的。尽管这种发展与繁荣还很不平衡，但是它却遥遥预示了灿烂的唐代文化的到来。从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重新来审视中古文学的发展，就有许多使人感到振奋的新课题有待进一步思考。

　　第一，宗教与中古文学的关系。季羡林先生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作序时写到：“中印文化交流关系头绪万端。过去中外学者对此已有很多论述。但是，现在看来，还远远未能周详，还有很多空白点有待于填补。特别是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中印文化交流之频繁、之密切、之深入、之广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古时期中印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表现，当然就是佛教的传入及对中古知识界的巨大影响。研究中古文学，佛教的影响研究无法绕开。使人高兴的是，已经有不少中青年研究者作了很好的尝试。道教问题，更需要给予充分的注意。近年我只是粗略地阅读了几部《道藏》中的名著，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这几乎还是一座未开垦的富矿。当然，这部大书自身存在的问题殊多，线索繁乱，许多材料令人将信将疑。我在编撰《汉魏六朝时期江东道教系年要录》与《汉魏六朝时期北方道教系年要录》时，就深深地感到，这个课题似乎深不见底。而首要的任务就是摸底、溯源，在对有关史料进行必要的辨析基础上，清理出大体可以信据的发展线索。至于有关专题，比如道教在江南的流传及对士人的影响等，更有待于来日。这方面，中国大陆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奋起直追，是可以拉小差距的。这就需要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水涨船高，从整体上提高研究水平。

　　第二，东汉文学研究有待加强。这里不仅仅是指对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包括对这一时期文体、文风、文人集团的研究，还包括对这一时期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东汉的文化重心开始由官方下移到民间。比如汉魏时期许多野史在民间的流传，就反映了这种情形。这些野史笔记，不象是某些文人的胡编乱造，有许多内容，并非面壁虚构。似乎可以作这样的推测，某些贵族因败落而流落民间，许多宫闱秘事就这样在世间流传开来。这有点象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天宝遗事”纷纷在世间流传一样。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统治者在很多方面已经失控，从而给各类野史乘机而出提供了机会。其影响所及，遍及民间。这就使得东汉文化具有明显的平民化与俗化的特点。平民文学对学术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就需要我们给予解答。

　　第三，与上述问题相关联，传统的研究课题，并未因为时代久远、研究基础雄厚而失去它特有的魅力。比如经学问题，东汉以后迅速分化，郑玄治古文经学，但并不一概排斥今文经学，同时，对于道教的东西也多所吸收（参见饶宗颐先生《＜太平经＞与＜说文解字＞》），反映了士人文化与平民文化的通融。这些对于文学风尚的变化起到何种程度的影响，都还是问题。又比如传统的小学研究，过去偏重于经史上的材料。近代学术界对于俗字俗语研究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故蒋礼鸿先生、郭在贻先生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对我们的研究极富启发意义。最近读到《汉语俗字研究》《六朝别字记新编》等书，又促动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下层文化的兴起，必然在当时的作品中得到反映，其中之一就是大量的方言土语，还有别字俗字进入书面文字中，当时人就已经感到颇难识别，所以有《方言》《释名》《通俗文》之类的书纷纷问世。这些书面文字，历代传钞，许多别字被误认，代代相承，特别是有了刻版印刷之后，就几乎约定俗成，没有人再怀疑它的正确性了。事实上，根据后来发现的大量汉魏六朝碑贴，许多俗字是很容易产生岐议的。中古文学研究应当充分借鉴这些研究成果，重新对我们的阅读文本进行必要的审理。

　　第四，在对若干专题作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希望能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疏理中古文学的嬗变轨迹，重新评价中古文学所特有的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描述。说实在话，要想较为深刻地阐释这种变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机缘，仅靠朝夕之功，或凭一、二部著作，是很难奏效的。我心目中有两个长远的研究目标，一《中古文学思潮》，一是《中古学术思潮》，目的就是想通过对若干专题的考察，试图回答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从一九八七年开始，我就着手做资料长编工作。我希望自己的所有论述都尽可能地以资料长编作为基础，求实、求深、求细。用了将五六年的时间，只是初步完成了永明文学的研究工作。现在正从事《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研究，比较强调文人集团的作用和学术风气的影响。我想把这一研究专题的下限伸延到初唐。这可以说是永明文学研究的继续。之后，再翻回魏晋，上溯东汉，截取若干专题，深入下去，希望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完成《中古文学思潮》的各个专题的研究工作。

　　以上所说，仅仅是个人一点肤浅的想法；而个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学术的繁荣与发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七十年多前，王国维曾说：“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姚名达《哀余断忆》之二，载述学社刊物《国学月报》第二卷。1927年10月）。上古、中古文学研究是一个相对寂寞的领域，没有别的捷径可走，只有慢慢努力，不尚空谈，也许才是唯一的出路。经过近十余年辛勤的耕耘，我们的学术界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培养了一代代新人。尽管现在还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对于未来，我们应当抱有乐观的态度，毕竟，前程还是美好的。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