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伊白 

　　我是1984年调入编辑部工作的。

　　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我把十五年以来的发稿情况大致分为两个时段来归纳分析。

　　（一）1980——1985年

　　度过了十年浩劫，乘着拨乱反正之东风，学术界呈现一派生机。1980年《文学遗产》终于复刊，并以季刊的形式，重新与学人见面。这确可视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步入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短短几年内，杂志（加上增刊）共发表了60余篇有关曲学研究的论文，占全部发表文稿的近五分之一。所论的问题涉及到戏曲研究的各个方面，其中戏曲史研究的约8篇；作家作品研究的30余篇；戏曲理论的6篇；资料考证6篇；书评3篇，等等。

　　首先，正如《复刊词》所说：“必须把我们的思想从一切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尤其需要从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影响下解放出来。”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具有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本清原的特点。很多文章摆脱了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解释一切文学现象的框框，不再把文学作为政治或政治事件的注脚，而是注重文学本体，力求从文化、历史、语言、地理、政治经齐多方面去考察文学的特有规律和现象，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研究也涉及到各个角度，以求全面的评价，取得很显著的成果。

　　王季思《〈凤求凰〉到〈西厢记〉》（1980．1）一文中指出，“历史人物故事演变为文艺作品，文艺作品又更深刻地反映历史现实”，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常例”，因此，从《史记》的卓文君及汉乐府中的《凤求凰》，到《西京杂记》的《白头吟》及李白《白头吟》，又到元稹《决绝行》、《莺莺传》，经董解元诸宫调到王实甫《西厢记》，应看成“同一个母题”生发形成的系列故事。其间共同表现的是“处于萌芽状态的现代性爱和占据统治地位的古代性爱的矛盾也即出于男女自愿的私情和封建婚姻的矛盾。”这种方法，后来被他的学生用到明清戏曲研究中也获得一定的成果。（见黄仕忠《落絮望天·负心婚变与古典文学》1991，陕西人民出版社）孙崇涛《金印记的演化》（1984．3）一文通过对文献的爬梳，草蛇灰线，追溯出明传奇《金印记》的上源是宋金旧戏《衣锦还乡》院本、元杂剧《苏秦传》、明初的《冻苏秦》等剧，而向后衍变为《金印合纵记》乃至弋腔（花部）及地方戏各剧，清楚地展示了一个剧和它的剧本系列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他如叶胥、冒焮的《元杂剧中的三国戏与〈三国演义〉》（1983．4） 和吴敢、邓瑞琼的《〈八义记〉辨证》（1983．4）等文，在力图探究中国戏曲发展史的内在规律和戏曲文学的特殊性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幺书仪的《元杂剧的“神仙道化戏”》（1980．3）和《谈元杂剧的大团圆结局》（1983．2）结合了哲学、宗教和社会风尚，在对元代社会人文精神背景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元剧作家的心态和元剧的特色，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曲论方面也有引人注目的成果，如杜书瀛的《李渔论戏剧真实》（1980．1）、杨明新《李渔戏曲理论初探》（1983．15辑增刊）、刘致中《焦循的戏曲理论》（1980．3），陆树仑《戏曲必须案头、场上两擅其美——冯梦龙的戏曲主张》（1980．3）、叶长海《沈璟曲学辩争录》（1981．3）、李真瑜《沈璟戏曲创作的再认识》（1985．4），等等。

　　这一时期来稿的另一特点是，有相当多的老学者来稿，对学术研究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对《文学遗产》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使《文学遗产》在学术界的位置得以确定。除了王季思先生外，赵景深先生（《谈宋元南戏〈朱文太平钱〉与有关的两个剧本》，1984．1）、隋树森先生（《〈雍熙乐府〉曲文作者后序考》1983．4）、蒋星煜先生（《论朱素臣校订本〈西厢记演剧〉》，1983．4）、孙楷第先生（《元曲家考略稿摘抄》，1983．4），等人，都把多年研究的成果投给本刊。他们的文章体现了扎实的功力，他们对材料掌握得极多，考订精细，结论却很慎重，无疑为青年学者作了很好的典范。不仅是考据，在对作品的分析上也表现出宏阔的眼光和独到深切的见地。如董每勘《肯綮在生死之际——〈还魂记〉的思想艺术特色》（1980．2）、《论〈桃花扇〉的“余韵”》（1982．1）。作者在文中指出：“《桃花扇》传奇最后《栖真》、《人道》和《余韵》三出戏，可以说是作者想象的结晶”，孔尚任目的“是要写家国兴亡民族危机之际动人心魄的奇迹”，不是在风流韵事上作文章，“孔尚任在现实主义的精神、思想上的民主性压倒了他那固有的地主阶级的偏见，正表现在《桃花扇》传奇对士大夫阶层的人都有贬义。”而这一观点，后来在张乘健的文章《〈桃花扇〉发微》（1984．4）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后者论道：《桃花扇》的春秋笔意是借对侯朝宗的谴责，夫子自道，表露了孔尚任的自我谴责，同时更是表达了士大夫阶层的失望，对儒教的深刻反省。总之，这时期作为作家作品研究的论文比重仍是相当大的，除了上面所提两篇文章，还有：朱则杰《天上人间——〈秣陵春〉的思想艺术特色》（1982.3）、吴新雷《试论李玉的代表作〈清忠谱〉》）（1982．4）、钟婴《〈吟风阁杂剧〉新探》（1985．3）等文。

　　戏曲文学研究的前提还在于对资料的发掘整理，尤其因文革而造成资料毁灭散佚，更需要学人去做细致扎实的整理考订的工作。因此这一阶段考据文章亦相当多，且多为老先生们所擅长，更有许多学者甘愿在古纸堆中从头做起，为后人的研究打下基础。在版本研究方面的，如刘致中《〈曲考〉即〈剧说〉考》（1981．4）。彭飞《略论成化本〈白兔记〉》（1983．3），等等；有作家生平考订的，如：欧阳代发《李玉生卒年考辨》（1982．1）、周妙中《〈载花舲〉和〈香草吟〉的作者》（1983·2）等。在对具体问题的研讨中，也往往引起一些问题的争鸣论辩，气氛是很活跃的。

　　从相关学科入手来研究戏曲的文章也给人很大的启发。如：翁敏华《试论诸宫调的音乐体制》（1982·4）、常虹《（西厢记）中的内蒙河套方言》（1982·4）、王耕夫《“行院”试论——兼评“行院”即“妓院”的提法》（1983·2）等文。

　　而散曲的研究相对冷清，主要集中在对作家生平的考证上，而明清散曲几无人论及。如：杨镰《贯云石集考实》（1983·2）、王同策《张养浩谱系、年里、仕迹拾遗》（1985·3）、孔凡信《关于张养浩事迹》（1981·3），等等。

　　以上即是1986年前本刊的发稿简况。当时因为全国性的古典文学专业刊物较少、出版业也刚开始复苏，所以学术界的情况大致可以从中反映出来：学术界拨乱反正，生气勃勃，呈现出一派开放的新格局。老一辈学者努力工作，散发余热，扶掖后人；年轻学者渐渐崭露头角，他们抛弃陈见，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新思想，并试图从更新的角度，以更宏阔的眼光对待这些文学遗产。

　　在这样欣欣向荣的背景下，《文学遗产》杂志为了学者的要求而由季刊改为双月刊。

　　（二）1986——1995年

　　改刊后的方针，在继续发扬实事求是作风的基础上更强调要倡导科学性、开放性，“从总体上、宏观上、研究结构上检讨一下我们传统的观念、准则、方式、方法”，“突破以往仅仅从社会历史角度去研究古典文学的单一模式，从而较多地用文学的、美学的、以至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不是将文学简单地当作一般社会政治历史的注脚，而是要充分考虑到文学本身的特点，以人为思维中心，建立多方位和多角度的研究参照系统，把文学的历史作为主体心灵运动的历史和审美创造的历史加以把握。”（《改刊前言》，1986·1）而从这十年的实际来看，这个号召既可以说是受到学界的响应，也可以说是反映了学界当时的思潮和趋向。特别是一大批青年学者加入了研究队伍，成为中坚，他们既继承了老一辈学者的衣钵，又呼吸到改革开放的新鲜空气，很多人脱颖而出，逐渐形成自己的治学风格和学术个性，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队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曲学研究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因此，这十年中虽然发文的总数量只与前一段相当，但从研究课题的质量上，却可以显示出一定的份量来。

　　首先，戏剧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自有宏观的气象。人们对中国戏曲形成的溯源，根据新的资料发掘和新的思路在时空两个方面都向前延伸。姚宝瑄《试论古代西域的五种戏剧--兼论古代西域戏剧与中国戏曲的关系》（1986·5）、黄天骥《“旦”、“末”与外来文化》（1986·5）、廖奔《从梵剧到俗讲一一对一种文化转型现象的剖析》（1995·1）、钱志熙《汉乐府与“百戏”与“众艺”之关系考论》（1992·5）等文。显然，他们的研究都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史实结合在一起，打破了时地的局限。眼光射向更宽广的疆域，从而补救了戏曲研究史料不足的痼疾。这虽不能代替严格史料考据，但无疑是一条新路子。它要求探索者须在更多的方面开拓和充实自己。在不能通晓古代西域语言、文化的情况下，对研究者来说，眼前只是一片神秘的冷漠。相比较而言，从宋元入手的戏曲研究就踏实多了。如：薛瑞兆《论宋代戏曲形成的标志及原因》（1986·4）、宋克夫《诸宫调体制源流考辨》（1989·6）、季国平《论元杂剧特殊体制的形成》（1990·2）、李修生《元杂剧发展述略》（1991·2）等文，对影响宋元戏曲形成、发展、繁盛、衍变的因素及发展分期问题都作了新的论述。

　　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这一段的研究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明清戏曲研究成为热点。如：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的历史演进》（1990·2）、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戏曲》（1990-2）、康保成《近代传奇杂剧对传统戏曲形成的维护与背离》（1991．2）、李玫《特殊的家人和特殊的献身——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义仆戏”论析》（1994．1）、黄钧《阮大铖〈石巢四种〉平议》（1986·5），等等。一方面论文占了很大的比重，另一方面论题涉及的面也很广。

　　其次，在宏观的观照下，研究又纵向深入，不是简单地归纳现象，而是从作家的心态、审美情趣、道德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乃至地域世系等各方面入手，来多层次全面地寻绎其创作动机和艺术效果。如：幺书仪《从元代吏员出职制度看元人杂剧中“吏”的形象》（1986·5）、郭英德《论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1987·5）、刘彦军《元杂剧作家心理现实中的二难情结》（1993·5）、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略谈》，等等。

　　再次，戏曲理论的研究也有更深入的发展。胡绪伟《“乐人易，动人难”辨》（1989·6）、谢柏梁《明代戏曲的悲剧观：怨谱说》（1989·6）、谭帆《类型化：古典戏剧人物理论功能论初探》（1989·1）、郭英德《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1995·4）等等，特别是周维培《沈璟曲谱及其裔派制作》（1994·4），开拓了对被称为“绝响”的曲谱研究领域，很有意义，这似乎也意味着戏曲研究中，文本研究和艺术研究的合流。

　　最后，散曲研究成果显著。如：侯光复《元前期曲坛与全真教》（1988·5）、刘致中《关于（上高监司）套曲几个问题的商榷》（1986·4）、杨镰《薛昂夫新证》（1991·3）和《张可久行年汇考》（1995·4）、赵义山《元散曲家陈草庵、鲜于必仁考略》（1993·3）等等，但是，研究还是局限于元代和作者的生平考订。

　　考据文章，在戏曲研究中还是占了绝大的比重。但是考据的手法总的说还比较传统，一些文化研究的成果，历史研究的新说，文物考古的新发现，都很少受到研究者的注意与吸收。所以突破也不大。

　　总结这十年来《文学遗产》刊布的曲研论文，看出有如下一些优长之处：

　　一，研究者的眼光较为宏阔。一些研究者注意结合哲学、宗教、风俗、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来综合研究，力图探究中国戏曲史发展的内部和外部规律，同时也重视戏曲艺术的特殊规律，使得研究有较深入的发展。对戏曲形成的时间、兴盛的原因、类型与分期等问题有很多合理的解释；对作品文本的研究更为深入，能注意到作家身处的时代的人文背景及文学思潮的影响。这样的戏曲研究应该说，也会反过来促进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学史、文化史、艺术史、审美史的研究，体现了一种社会效益。

　　二，研究方法上较多借鉴，彻底屏除了那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再用阶级斗争论图解一切文学现象。

　　三，在前人少所论及之处有所突破和开拓，思想活跃，敢于疑古，勇于探索，有启迪之功。

　　不过，从总的来稿情况去看，又反映出戏曲研究的一些问题和薄弱之处：

　　1，掌握材料的工夫普遍欠缺。孤证、臆测、简单类比、粗线条征引资料阻碍了研究的深入。戏曲文史资料的缺乏是众所周知的，这就需要研究者下功夫多方搜罗爬剔辨析资料，对已有的史料烂熟于胸，同时还要对新发掘的各种文物资料、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予以足够的关注。这也是研究者的基本素质。

　　2，研究者本身对研究对象似有间离感。某些人对研究对象没有贴切的把握与真正的兴趣。如：某些人所作版本研究，除了对年代日期有所顾及，对戏曲的整个情况不甚了然，这样就不能注意到相关的资料提供的线索，甚至于文本本身提供的线索也视而不见。这当然影响研究的深入，甚至于会走上偏执悖情的一路。又如散曲研究，长期来散曲研究夹在戏曲和诗歌之间，使研究难以定位，失去目标。因此，研究往往只限于元代，明清散曲几乎是空白；研究的内容，除了考订作者生卒期外，一般只限于赏析；而赏析又只限于字面而停留在传统的批评模式上。实际上除元外，明清直至近代〈如于右任〉、当代〈如赵朴初〉等都有散曲作手。这种空白说明对散曲的整体艺术成就把握不准，因此，研究水平尚不及前人已有的高度，更难说“突破”了。

　　3，西方大量文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应该说是有益的，问题在于往往被某些研究者生搬硬套。如在曲学理论方面。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本来发育不全，后来的整理也还不够，所以用西方已有的理论去套往往扦格不合。如“悲剧”一题，始终在“大团圆结局”上争辩不休。实际上，我们需要结合中国古代戏剧的实际，立足于中国戏曲本身去整理研究中国的戏曲审美理论和创作表演理论，来与西方作比较，显示出两种理论体系的异同和各自的特性。

　　4，戏曲研究长期以来分为文学研究和艺术研究两门，从某个阶段、某种要求上来讲是合理的，必要的，但是从整体上讲，这样也造成研究队伍的分隔、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偏差，最终还是影响了戏曲研究本身。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吸收的营养成分是多种多样的，只论一点，不及其余不免盲人摸象之误。戏曲研究也就越来越萎缩。因此也有不少学者感到文本研究和艺术研究有必要再次合流，以利于戏曲研究的深入发展。在戏曲研究界很需要一批“通才”。

　　5，十年中，国内学术刊物纷纷创立，戏曲研究的专业刊物至今已有好几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稿源分流，以至戏曲研究的稿件在《文学遗产》的发稿量也就减少了。再加上出版界也不断繁荣，致使一些作者全力投入撰写专著和整理古籍，也无暇向本刊投稿。这样也造成在《文学遗产》杂志上：一、某些专题研究的进程得不到反映；二、个人的研究难以得到整体的反映。这说明，一方面我们要大量收集信息，另一方面在约稿组稿方面须改进我们的工作。

　　6，戏曲是综合艺术，是直观反映社会生活的形象艺术，古代戏曲往往提供了对于当时的政治、历史、文化、道德、社会习俗、地域风尚等等各方面的资料。戏曲研究应该多注意相关研究，如：文化、宗教、赛社、祭祀、曲艺、小说及出版、演出体制、语言、禁忌，等等多方面的了解，也可为促进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提供坚实可信的基础。当然，这种研究还是以戏曲研究为本位，解决戏曲本身的问题。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