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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纪实

1995年，《文学遗产》杂志历经了四十年的曲折，步入了它的不惑之年，同时，也正逢它复刊十五周年，学术界同仁都一致认为这是可喜可贺的事。在大家多方面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决定举办隆重的庆祝活动。整个活动进行了三天，分为两部分内容：庆典大会和学术报告会。会议进行中间，还召开了包括通讯编委在内的全体编委会。

十月十日上午，庆典大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到会的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的负责同志，有来自北京地区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新闻出版单位及其他文化部门的一百五十多位专家、学者，更有不辞辛劳、不远千里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专程赴京参加庆典的四十多位古典文学专家、教授。这些来宾中，绝大部分是本刊作者，都是关心、爱护《文学遗产》的挚友。四十年来，《文学遗产》正是在他们的始终不渝的支持下，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应有的成绩和贡献。今天作者与编者欢聚一堂，共庆佳日，实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之盛事。

虽然通知大会将在十时开，但是很多代表却在九时前就早早赶到了。他们中有不少老同志已退休在家，平时因身体欠佳、行动不便很少外出，今天却兴冲冲地赶来了。又有一些同志从外地赶来，风尘仆仆，顾不得旅途劳顿，直奔会场。更有许多因故未能到会的同志，托人带来他们的贺词、题签、书画等等，有的人直接拍来贺电，有人当场作诗。为《文学遗产》庆典题字的有：薄一波、卢嘉锡、布赫、胡绳、汝信、刘吉、匡亚明、陈荒煤、刘云山等，还有古典文学专家钟敬文、余冠英、林庚、程千帆、钱仲联、周振甫、顾学颉、王达津、姚奠中、陈祥耀、周汝昌、徐朔方、何满子、郭豫衡、于植元、冯其庸、金开诚、程毅中、龚克昌、刘乃昌、朱金城、佟培基、朱一玄、刘云山等；以及中华书局、天津社科院文学所、西北师大古籍所、曲阜师大中文系等单位。工作人员把这些题词题画都张贴起来，布置在会场周围，供大家观览。同时展柜中还陈列了《文学遗产》从第一期起的全部出版物。这些都引起了与会者极大兴趣。回顾四十年来饱经沧桑的历程，他们说，自己的学术生涯是和《文学遗产》紧紧相连的。旧雨新知，一时兴会，对《文学遗产》，对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事业，有说不完的话题，有难以言表的激动。

十时，《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宣布大会开始。他简单致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汝信首先讲话，他肯定了《文学遗产》四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肯定了《文学遗产》长期坚持的科学方向和严谨切实的学风。汝信同志勉励《文学遗产》编辑部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勤奋工作，克服困难，进一步联系和团结广大古典文学工作者，加强学科建设，为总结和继承祖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作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董乃斌代表文学研究所和《文学遗产》编辑部，感谢到会和因故未能到会的新老朋友，他说，《文学遗产》所取得的成绩，是全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共同培育和倾心爱护的结果，许多老一辈学者和目前活跃在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把刊物当作自己的园地，满腔热情地予以耕耘浇灌，给我们鼓舞，为我们分忧，这成为编辑部同志战胜困难、继续前进、做好工作的力量源泉。他说，希望全国老、中、青三代学者一如既往地爱护和浇灌这片共同的园地，也希望编辑部的同志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联系全国的作者，更加精心地编好刊物。我们相信，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努力下，《文学遗产》一定能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21世纪的到来。

在庆祝会上发言的，还有老、中、青三代古典文学研究者的代表，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杭州大学教授萧瑞峰。

九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是《文学遗产》第一届编委中的唯一健在者，他身体健朗、精神饱满地来到会场，向二百余位来宾介绍四十一年前他与陈翔鹤先生等如何荜路蓝缕创办刊物的情况，他深情地缅怀他与陈翔鹤及其他参与创刊工作同事间的友谊，令在座者无不动容。钟老又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研究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作了扼要阐发，使大家感受到老一辈学者的深厚学识和对学术事业的献身精神，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庆祝大会之后，记者还就《文学遗产》的建设等问题向一些到会的著名学者专家作了采访，他们都热情诚挚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钟敬文先生说：《文学遗产》四十年前曾讨论过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当时有苏联的文学理论的影响。历史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当然不能说没有相同之处，但是那个差异之处是很大的。要把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史和西洋的、自希腊以来的理论批评史完全捏在一起，谁也没有这个本领。所以后来我们搞了一些就放弃了，因为这不合道理，不宜这样做。中国的文学几千年来有它自己发展的过程。这一点，过去我们对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学是不公平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也走过这个弯路)，有得有失。不过《文学遗产》四十年的工作是“得”不是“失”。开始办的时候，只有几个人，主要是陈翔鹤，还有何其芳，我本人也是参加的。

古典文学是一个民族所以存在的标志。中国是文学遗产非常丰富的国家，要加以研究，加以发扬，加以宏大，使能够给今天一般的人民以滋养，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四十年代后，我做收集民谣的工作，那也是在民族情操的激励下，古代文学知识的启发起了很大的作用。

袁行霈教授说：我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工作前途是十分乐观的。研究古代文学是一项很清苦的工作。古代文学这个宝藏实在是太丰富了，有巨大的吸引力，从这几年的情况看研究队伍并没有萎缩，而且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新人。这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了，我寄希望于跨世纪的新一代学者。

马少波先生说：我是《文学遗产》的老读者，也是老作者，所以今天来参加这个庆祝会，恭逢其盛，非常高兴。

我们中华民族历朝历代有灿烂的文化。我们从毛泽东同志到邓小平同志到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重视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文学遗产》这个刊物是发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希望《文学遗产》今后越办越好。我有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要把戏剧艺术也作为我们的研究目标。戏剧艺术是我们中国民族文化的和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在这方面重视不够。我本人在这方面几十年来可以说是身体力行，改编了不少的古代文学名著如《窦娥冤》、《西厢记》等。因为戏剧艺术的优秀作品和其他的文学作品一样，联系着广大的观众。它要求作品很好地贯彻推陈出新的方针。所以希望古典艺术研究方面的成果在我们的刊物上更好地体现出来。戏剧文学也作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罗宗强教授说：我看古典文学研究的形势很好。古代文学研究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普及的，一个是提高的。现在看起来，普及这一方面比较好办，因为很多出版社都支持出版一些古代文学的普及读物。比较难的是提高这一方面，我很希望有关方面对提高这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郭预衡教授说：我过去是《文学遗产》的编委，做的时间很长，差不多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所以和《文学遗产》的关系比较久，感情也比较深。这样一来，我讲话中对《文学遗产》也就可能有些偏爱。这个刊物四十年来尽管经历了一些沧桑，但也是比较成熟的刊物。过去四十年来刊物办得有两个特点：一是能够开风气，另一个是能够为师表。古人说“但开风气不为师”，《文学遗产》既开了风气又为师表，这是很好的。培养了很多青年一代的学人。而且在每一次讨论问题的时候，对古代文学研究方面都能够掌握一定的方向。影响相当大，成绩是很大的。希望今后继承过去办刊物的优良传统，还要发扬好的作风，使我们刊物办得更好。作为过去的一个编委，现在是个读者，我愿意继续关心这个刊物，热爱这个刊物，很好地读这个刊物。

邓绍基先生说：我想，中国这么久远的古代文学的历史，它所创造的极其辉煌的成果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的、全人类的宝贵文学遗产。所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中、更宏观的背景上来理解它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文学遗产》的使命，或说任务，并不仅仅是着眼于在我们中国培养了很多人材、发表了很多文章——这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我们中国非常宝贵的文学遗产介绍给世界人民。因为中国古代文学遗产的研究早就成为世界现象——已有所谓“汉学”、国际汉学界。所以，我觉得《文学遗产》办得好，就在于它有这样一个更重要方面的意义。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嘉璐先生说：我是《文学遗产》的一个忠实读者，从年轻时起，《文学遗产》就给了我很大启发。后来我走上另一条路：研究古代语言。语跟文是不分家的。我想强调一点，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之魂的形象结晶，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它哺育了我们一代代人的成长，是生动的教材。我希望国家更重视古代文学的研究；我也希望古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在加强基础研究——整理考据——工作的同时，也注意向广大的学生、向群众普及的工作。把中华文学遗产变成我们民族的人人乐道的精神财富。

傅璇琮先生说：1995年是《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年也是文革后复刊十五周年，现在开庆祝会纪念很有意义。回顾《文学遗产》的道路，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一段古代文学的研究是离不开《文学遗产》的。

同时，我觉得古代文学研究的今后发展前景是很乐观的，很好的。主要因为《文学遗产》创刊以来培养了，一代一代的研究者。特别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地有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还有一大批青年研究者作为新生力量参加到这个队伍中来。我觉得现在年轻一代的学者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基础很扎实，传统知识、理论素养也很扎实；另一方面，有新观念。文学研究的观念在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面临着开放的局面，面临着跨世纪的前景。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回顾本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对于我们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霍松林教授说：《文学遗产》创刊的前十年，我在上面发了不少文章，我可以说是由《文学遗产》培养起来的。《文学遗产》当时的主编是陈翔鹤，我到北京来时，是他领着我到各处去玩，去吃饭。他对青年人的提拔和扶持可说是不遗余力。我们中国的文学遗产是非常悠久的，需要深入地研究开拓，而且介绍给全世界，那我们就很需要办一些象《文学遗产》这样高质量的刊物，希望能有更多一些陈翔鹤那样很好地扶植提拔青年作者的编辑、编委、主编。我们现在出书很困难，古代文学研究著作的出版也很困难，自己要花钱。希望国家能够重视这些问题，把我们辉煌灿烂的文学遗产深入地研究，发挥其中的精蕴，来融入我们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弘扬到世界。

陈贻焮教授说：我是《文学遗产》的一个老兵。创刊后，陈翔鹤曾“抓”到我为《文学遗产》服务；复刊后，每个月都要送很多稿件来审。我是《文学遗产》的一个“老干部”了。我很感谢《文学遗产》对我的培养。今天参加这个会很有感触，我很想念他们。何其芳同志，陈翔鹤同志为办这个刊物花了不少的力气，最后陈翔鹤为这个刊物以身殉职，我是很难受的。现在都过去了，看到这个刊物越办越好，读者越来越多，很高兴。祝它越办越好。

董乃斌副所长说：《文学遗产》开这个会来了那么多的客人，新的朋友、老的朋友，我们的前辈、同辈，还有比我们更年轻的学者，确实是济济一堂，显示后继有人。我自己也是《文学遗产》培养下慢慢成长起来的。《文学遗产》是文学所里办得很出色的一个刊物，与兄弟刊物《文学评论》一起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文学遗产》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刊物，它专门研究古典文学、近代文学，这两方面的遗产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些遗产化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用的东西。最近在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报告中谈到十二个关系，最后一个关系就是要处理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其中就有我们可以出力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后的事业是很有前途的。文学所也有这个决心：在《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全体同志的努力下，把这个刊物办得越来越好，使它的学术品位更加提高，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自己应有的作用。

参加庆祝会的除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外，还有《文学遗产》的历届编委、编辑部工作人员，曾与文学研究所友好合作的有关出版社负责人，以及首都新闻界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文艺报》、《中国教育报》、《新闻出版报》等单位的记者。

庆祝会始终洋溢着欢欣热烈气氛，这是古典文学研究界的老、中、青三代，新老朋友们的一次有意义的欢聚。

中央电视台十一日“午间新闻”对盛况作了报导。

十月十日下午，编委会在北京龙都宾馆召开。这是复刊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编委会。

会议由徐公持主持。会议开始，经徐公持动议，大家为已故的《文学遗产》前主编陈翔鹤、余冠英等先生以及老一辈已故的编委们默哀三分钟以志纪念。其后由李伊白向编委们汇报了筹备此次庆祝活动的缘起、过程及经费筹集工作。徐公持向竭诚协助筹办的各院校及江苏古籍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感谢。

然后，由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报告了与《文学遗产》编辑部共同举办“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古代文学研究基金《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的经过。黄天骥说，来之前去看久病卧床的王季思先生，“他一是叮嘱我早去早回；一是要我一定要向《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同志们、向与会的老朋友们问好”。王先生说：“我老了，想去也去不了。希望以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事业更进一步地发展。”黄天骥说：王季思先生一生为中山大学，为广东培养了，很多学生，很多古代文学研究的人才，他在国内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做了很多工作。自从在广东中华文化促进会的支持下建立了“王季思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研究学术基金”后，我们考虑到王老师在古代文学研究界的贡献，特别是他注意扶掖后辈，关心学术事业，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拿这些基金来奖励一些现在还在古代文学研究战线上辛勤工作的同志呢?很荣幸，《文学遗产》编辑部非常愿意和我们一起做这样一项工作。所以现在已经设立了这样一个奖。1996年将进行第一次评奖工作。他的话使大家深受感动，大家对王季思先生及广东的同志们一心惦念古代文学研究事业的精神表示敬佩。对如何利用《文学遗产》这块园地，培育更多的人才，繁荣学术事业，编委们纷纷发表意见。气氛活跃。

最后，大家还讨论和酝酿了筹备“中国古代文学学会”的事宜。到会者有：王水照、王飙、宁宗一、卢兴基、石昌渝、刘世德、刘扬忠、吕薇芬、吴小平、李修生、李伊白、罗宗强、陈伯海、陈毓罴、费振刚、徐公持、陶文鹏、袁行霈、袁世硕、黄天骥、曹道衡、董乃斌、程毅中、傅璇琮、曾枣庄、霍松林。

十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学术报告会在北京龙都宾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京以及各省市赴京代表八十余人。

报告会的宗旨，是在庆祝《文学遗产》与新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事业一同进步、硕果累累的同时，重申它继续为建设中国的学术文化事业，努力发挥作用的办刊原则。主编徐公持先生提交大会的论文《论文学遗产的四重价值》中提出，要在了解文学遗产所具有的社会政治价值、创作借鉴价值、审美价值之外，进一步提倡文学遗产的“四重价值”理论，意在说明文学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文学遗产属于历史范畴的道理。这是要在总结四十余年历史经验基础上，从价值论上端正研究的观念，防止学术研究中实用化、政治化、运动化的倾向。

专家们提出的学术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状况以及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和焦点，大致可以归纳为文学研究与文献、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文学与社会文化这样三方面的论题：

第一，文学研究与文献的关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献问题，一直是研究者们所不能回避的。继八十年代的“理论热”之后，近年来，研究界又逐渐显示出文献格外受重视的倾向。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作了题为《文学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报告；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作了《文献学与综合研究》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研究员和刘世德研究员分别作了《略谈＜古本戏曲丛刊＞的文献价值》和《关于古代小说版本学》的报告。

第二，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关系。由于学科分类的缘故，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一般被认为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虽然文学史研究离不开文学理论的指导，而文学理论也往往是从具体的文学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二者互相渗透的关系已是人们的共识，但研究者们并非都能够时时记取，并创造出二者结合得很好的研究范例，却是多年来学术界存在的事实。就这方面论题在会上发表报告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董乃斌研究员《分期与规律一一建国以来文学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双向交流》，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文学研究所曹道衡研究员《(文选)和辞赋》，北京师范大学郭预衡教授的《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两个问题》等等。

第三，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文学史的研究从来就不是局限在作家、作品之内的，而必须涉及文学与社会其它方面比如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问题。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的报告就是试图从掌握宋代文化的特点人手，进一步理解宋代文学的特征。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做报告的专家多为中年以上学者，是学术界中比较成熟的一代，他们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都耕耘过许多年，有较长的研究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经验，并且都已经有所建树，因此，可以说他们代表了当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高水平，他们的报告也因此受到与会者的充分重视。

引起人们兴趣的还有湖北大学王兆鹏教授、刘尊明教授的关于《〈文学遗产〉十年间论文和作者队伍的统计分析》。这篇报告通过对发表在《文学遗产》(1986～1995)上十年间论文总量的系统分布、地域分布、活跃作者群和论文选题分布的定量分析，展示了最近十年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状况和发展走向。统计分析表明。高等院校和全国的社科院系统的确拥有人数最多的研究者及发表数量最多的研究成果，而新闻出版界中的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有一些学者型的编辑；从研究所选择的题材上看，以断代论，仍以唐宋文学为重点，以文体论，人们关心的文学体裁则依次是诗歌、小说、词与散文、戏曲、文论、赋的顺序。

在学术报告会上，还特设有形式新颖的编者与读者的交流活动。编辑部的同志根据编辑工作中的经验体会，就研究中的成绩和欠缺分别发表了各自的意见。王毅的《近年来＜文学遗产＞发表有关古代文学理论成果简述》、刘跃进的《关于上古中古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吕威的《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陶文鹏的《开创宋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李伊白的《复刊以来曲学研究概述》、竺青的《解析与思考》和吕薇芬的《复刊以来(文学遗产)发表的综合理论研究学术成果的总结》。作为专业性学术刊物的编辑，《文学遗产》的编辑者们一向注意与研究界和研究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还往往身兼研究者与编者的双重角色，因此，对许多学术研究的问题总是格外敏感。因为这个缘故，也使得这本刊物的编辑工作从来就不是在被动中完成的，而是积极地参予或说在某种程度影响到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学术建设。

此次编者与学者间的坦诚交流，必定会在将来的研究和编辑工作中产生良好的影响。

此次学术报告会时间虽不长，但开得有质量，报告人多是当今国内一流学者、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与会者一致反映，会议的学术含量很高，《文学遗产》在四十周年庆典中安排了这样一项纯学术活动，体现了刊物的学术本色。

专家学者及同行为本刊纪念活动题词及书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