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7日上午，“《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文学遗产》编辑部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出版集团、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图书馆、梅兰芳纪念馆、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在京高校、科研机构、出版单位、文化团体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到会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党委书记、《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主持会议并致闭幕辞，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程毅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世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费振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徐公持（原《文学遗产》编辑部主编）、葛晓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杨庆存（原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廖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顾青（中华书局总编辑）、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等十一位嘉宾相继发言。傅璇琮（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因病未能与会，请刘跃进代为宣读书面发言。讲话和发言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回顾《文学遗产》的历史贡献

李培林指出：“《文学遗产》创办于1954年，是国内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业期刊，有着光荣的历史。……《文学遗产》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坚持时代性、科学性、建设性、包容性原则，坚持立足学术、心系国家、服务社会、关注现实的办刊思路，刊发了众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一直被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视为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专业学术刊物。《文学遗产》在古典文学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葛晓音认为六十年来，《文学遗产》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名刊，它不仅是发表最新学术成果的平台，还一直被海内外学界视为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仪，《文学遗产》“一直走在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的最前沿，推动着学术风气的转换……《文学遗产》所起的参与、促进和引导学术的历史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廖奔认为《文学遗产》“长期坚守住脚下一片土、头顶一方天，坚持了先行者郑振铎、何其芳、余冠英等奠定的学术立场和原则，坚持治业传道、学术公器的面貌，成为仍在守护古典文学的学人们心中一杆旗帜、前面一个目标、身旁一种鞭策、身后一双眼睛”。刘宁认为《文学遗产》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血脉相连，近三十年成长起来的学者，在探索古典文学研究宝藏的道路上，都离不开《文学遗产》这位重要的领路人，《文学遗产》以这种深厚的学界情缘向社会展现了古典文学的精神力量。

二、总结《文学遗产》的办刊特点

徐公持认为《文学遗产》一贯重视“文德”，这是它广受学界同仁尊重的要因。“学术个性也是《文学遗产》杂志的重要特征之一。从陈翔鹤时代开始，这就是一份很具个性魅力的刊物”。杨庆存也指出：“六十年来，《文学遗产》始终保持高层次、高品位、思想性强、学术性强的鲜明特色，始终保持着求实求真、求善求美、科学严谨的风格。”其次是《文学遗产》在各种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坚守了自己的职责使命，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个性。顾青将《文学遗产》的办刊特色总结为八个字：“悬格甚高，守土甚严。”陆建德对《文学遗产》管理措施、编校质量、网络版建设和专家匿名评审制度给予肯定。程毅中、葛晓音、刘宁等热情赞扬了《文学遗产》培养和扶植学术新人的办刊传统。程毅中说：“六十年前，以陈翔鹤先生为首的编辑部热情培养了我们那一代的新人。随后几代的编辑部又培养了好几代的新人，这是《文学遗产》的一项重大贡献，也是一个优良的传统。”葛晓音说：“六十年来，《文学遗产》给青年学者树立了衡量学术水平的标杆，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者。……《文学遗产》也可以称得上是培植国内古代文学研究学术后继的园地。”刘宁代表青年学者说：“《文学遗产》作为专业最重要的刊物，能够始终把学术标准放在第一位，给予年轻的学者以公平的发表机会，这份鼓舞是照耀年轻学者前进的阳光。”

三、追忆我与《文学遗产》的故事

傅璇琮回忆了自己与《文学遗产》的学术合作和历史渊源。程毅中回忆了《文学遗产》首任主编陈翔鹤到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和组稿的往事，以及自己与《文学遗产》的结缘过程，认为这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学术道路。刘世德披露了一些与《文学遗产》创刊、休刊以及复刊有关的历史细节，例如《文学遗产》为钱锺书《宋诗选注》平反的前前后后。费振刚回忆起《文学遗产》在改革开放大潮下，经济拮据，险些停办的艰难状态，仍然不胜感慨。徐公持则从其独特的视角，梳理了自己从读者到作者再到编者的身份转变过程，称自己人生的大半部分都与《文学遗产》联系在一起，对《文学遗产》的学术追求、学界情缘感触很深。特别是在编辑部工作的将近二十年，更使其在学术上受益匪浅，并且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学遗产》确实“是一个高档次的学术期刊”。刘扬忠回忆《文学遗产》发表自己关于清真词研究的文章后，迅速获得了学术界的赞誉。杨庆存、刘宁也谈到徐公持和陶文鹏两位老主编对稿件认真详细的修改和对自己的热情鼓励。顾青回忆了中华书局与《文学遗产》之间的深厚渊源，并动情地说：“数十年来，中华书局和《文学遗产》相互之间工作交往、学术交流、人员交通、情感交融，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伴同行，共荣共辱。也许只有一个词，能够形容相互的关系，就是‘家人’。”

四、祝福寄望《文学遗产》的未来

作为社科院的领导，李培林希望《文学遗产》“继续站在时代高度，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在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中保持家国情怀和服务社会主义大局的意识，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引王水照的题赞作为寄语：“风雨一甲子，辉煌开新篇。”徐公持以老主编的身份强调：“《文学遗产》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它被海内外学界同行公认为代表本学科的最高水平。《文学遗产》不属于个人，也不属于某个小群体。维护它的权威学术地位，保持和爱惜它的品质和声誉，是所有作者和编者的责任，也是一种伦理和道义。……对于编者，则要求秉持大公无私的敬业精神，尽量强化自己的专业学养，以胜任高水准的文稿编辑工作，与一流专家学者平等对话。”并希望编辑部永远要谦虚谨慎，对于合理意见要“认真听取，并以改进工作作为回应。至于某些误解甚至曲解，则不必计较，天长地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程毅中则提出勿以字数长短论价值的具体建议，并希望《文学遗产》“创造自己的特色，多发表一些有思想、有材料、有文采的短文”。顾青由衷希望：“《文学遗产》在今后的岁月里，不被长官意志所左右，不被政治形势所干扰，不被商业大潮所胁迫，始终专注于古代文学的研究与出版，再做六十年，再做一百年，为学术界服务，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服务。”刘扬忠更借用孔子的名言，用“六十而耳顺”来形容今天的《文学遗产》，而用“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对《文学遗产》的未来寄予厚望。陆建德则用上古诗歌《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来形容对《文学遗产》的殷切期望，希望《文学遗产》在六十周年之际，又进入新的一天，如朝霞一般焕发出新的光彩，在新的六十年，做出更加出色的成绩。其他专家也都希望《文学遗产》能够永葆学术的青春和活力，继续坚守文化使命、坚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为继承和发扬三千年文学遗产的优秀传统，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相信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文学遗产》，会永远与中国学术同在！ 

最后，《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对各位发言专家及与会嘉宾表示感谢；对学术界的长期鼎力支持和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帮助表示感念；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不断强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为办好刊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六十年的实践证明，古代文学研究只有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广泛增强社会影响力，切实为党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作为全国唯一的古代文学研究专业刊物，《文学遗产》将一如继往地坚持以学术为本位，坚守学术道德和良知，努力推动古代文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贡献力量！ 

（马 昕）

（会议照片由吕家佐 高力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