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强

求实、严谨、创新，是我对于《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来的总印象。前三十年由于受三性（阶级性、人民性、现实主义）理论框框的影响，衡量作家作品，套以三性，对于历史的认知，对于作品的解读，有简单化的弊端。后三十年，则力求尊重史实，在史实的基础上论人论作品，研究风气也更为严谨。求实、严谨、创新，为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研究提供百花齐放的园地，《文学遗产》功不可没。

                              一

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求实。求实当然从文献的搜集和解读开始，力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要完全复原历史，当然是不可能的，当年发生的事象，留下文献记录的不及万分之一，且留下的记录是否为其时事象之真相所在，亦大成疑问。据不及万分之一的事象记录，且其所记录之文献是否为事象之真相所在，尚难论定，说我完成了历史的复原，当然不可信。

首先遇到的是一个文献可靠性问题。正史上的某些记栽，前辈学者和当代学人，已多有质疑者。这很自然，原始文献的选择，取决于修史者的是非标准，于是何为真相，亦取决于他的去留。各种《实录》上的记载，是否完全可靠，亦颇成问题。《明太祖实录》就修订过几次，凡不利于本朝皇帝的事象，辄加改过。某些关系朝中不同势力范围不同利益纠结的事象，则记载模模糊糊，似是非是。我举过王阳明平叛的例子，他是否在宁王宸濠叛前与其有过勾结，文献纠缠不清，而《明武宗实录》记载此事，又加深了此种纠缠。某些事件，《实录》的记载并不可靠。方志呢？方志上的文献是否就都可靠呢？前几年，收到一本书，全书主要据方志材料，论证李白到过夜郎。这本来是一个已解决了的问题。《新唐书•肃宗纪》乾元二年三月“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李白在被赦之列。他自己有诗《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自己明明说，他是在流夜郎途中，半道遇赦放还的。清人程恩泽等曾撰文称李白到过夜郎贬所，但都没有充足证据。 方志爱附会名人，或诗文，或事跡，往往子虚。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河南一处方志上说有司马承祯练丹炉。但我们知道，司马承祯是炼内丹的，他修建炼丹炉干什么？方志上往往可以找到某朝某代著名诗人的佚作，但是那些“佚作”的真伪，在认真考辨之前，还是小心对待为好。族谱、回忆录之类的文献，用起来更要小心。新发现的文献，用起来也有个分寸问题。我举过一个例子，某处发现《老子》的一个新本子，我们最多也只能说那是那时留传到该地的一个《老子》本子，没有充分互证之前，不能说那就是《老子》原本。至于笔记小说，那只有在诸种文献互证之后，才能判定它们的价值。

我这样说，可能被认为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其实我只是说对待历史文献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对待文献虽必须慎重，求实的目的还是为了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我把它称为历史还原。实事为了求是，据实事能够求是。许多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陈演恪先生关于隋唐制度渊源的论述；汤用彤先生关于魏晋玄学的论述，当代学者傅璇琮先生《李德裕年谱》关于李德裕与牛、李党争关系的论述；蒋寅先生的《清代诗学史》在文献穷搜辨析之后所描述的清代诗学面相，等等，不都是不同程度地帮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面相了吗？一代代学人，帮我们日渐清晰地了解历史的面相。我举一个例子，关于明代文人结社的问题，从谢国桢先生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到何宗美先生的《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再到他的《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明代文人结社的面貌不亦越来越加显现了吗？如果我们能将他们社集时所有的诗都收集起来，那我们就有可能既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情趣，而且可以了解诗的功用至此已和他们喝酒、人情往来一样，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工具，与兴观群怨已渐行渐远。这就是历史还原吧！历史还原有个渐进的过程，渐进渐显。历史还原有许多困难，既关乎文献的真实性，亦关乎解读者之素养与史识。完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不易做到，但力求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则应为研究者所追求。不据史实凭空构拟历史，论断是非，应为历史研究者所不取。

古代文学研究的求实，不唯求事象之真相，亦须求心灵之真。古代文学反映的是历史的一个面相，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面相，是历史中的人，是活生生的人的活动，是他们心灵的展示。诗心亦史心。面对历史，面对古代作家，面对他们的作品，我常有一种沧桑感，一种悲悯情怀。杜甫“筑场怜蚁穴，拾穗许村童”；“歌罢仰天哭，四座泪纵横”。一个仁者在乱离时代就那样走过了坎坷一生；李贽狱中自杀前一句“七十老翁何所求”，一个思想者就那样在假道学压制下结束了苍凉生命；方孝孺为忠义不事新朝而慷慨赴死，杨荣杨士奇改事新朝而提倡忠义，这些都引发感慨，让我动情。白云苍狗、世事变幻，是是非非，永无停息。“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那样敏锐的美景感知与才士情怀；雪夜访戴那样纯如冰雪的士人交情；陈继儒在临深履薄的环境下所追求的高雅、淡宕生活；都曾经有过，也都已无可挽回。这些都让我神往。读严嵩那些与亲朋交往而流露真情的诗，想起他的恶行，人性中善恶的纠结，让人对人性有更深的体认。人性中善与恶，往往集于一身，发作亦往往在一念之间。一部历史，善恶交替，而流光逝水，永无尽期。历史不论由谁书写，史实永远存留，谁也无法逃避。历史就这样在善恶交替中走来。读古代文学作品，常常看到士人在那善恶交替的历史之流中，被裹挾之命运。一种苍凉之感，一种悲悯情素，不禁油然而生。古今之间，似有心灵之沟通，由是亦感悟人生。

当然，求心灵之真既关乎理性之辨析，更关乎感性之审视，作者与读者，有一个广阔之地带，接近诗心之真，就更难些。古今之间,，不同的人生遭际与不同的时代薰陶，心灵的重构远比事象的重构存有更大的差异性，可能离历史之真更远。但是，没有心灵之感知，则作品之真实蕴涵不易理解。不解诗心，也就难解史心。

                      二

求实与学风的是否严谨有关，只有严谨的学风，才能从实事中求是。严谨不仅关乎态度，亦关乎训练、关乎学脉之承传，甚而关乎一个人之性格、习惯。

做学问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为何做学问？多年以前，我就听说过项楚先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用好几年时间什么事也不做，一心读《大藏经》的事。那几年，他不写文章也不到处讲学，接着便埋头校注王梵志诗，青灯黄卷，做学问便是唯一目的。获得国内外学界高度赞誉的《王梵志诗校注》就是那样产生的，心无旁鹜，一丝不苟。有一个纯粹做学问的态度，这是严谨治学的前提。

严谨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记得读本科的时候，马汉麟先生教我们古代汉语，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说，他发现了古汉语的一种语法现象，有大量例句可证。文章写完之后，他又回过头把原始文献重新细看一遍，看能不能找到三个能够否定该种语法现象的例句，如果能找到三个相反的例句，那么文章作废。前辈学者治学的这种严谨态度，让我铭记终生。

严谨既关乎文献辨析的严密性，也关乎思理的严密逻辑。有时候找到许多材料，总想把这些材料都摆上去。但是，摆上去之后，论旨反而不明，大量材料的罗列，扰乱了逻辑的严密进路。没有弄清那些材料的主次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没有弄清问题的实质。我在搜集材料，发现问题之后，费时最多，思索最久的，也就是这些材料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主次所在，它们的内在关系，应该如何表述的问题。我看过一篇博士论文，五十多万字，涉及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也有大量的原始文献作为论据。问题是，作者罗列这些材料的时候，不分主次，不顾及逻辑关系，有如资料彙编，可以看出思理的混乱，可以看出作者缺乏逻辑训练。当然，要做到论证严密，滴水不漏，是很难的，但认真能补疏漏。陈允吉先生写文章，往往一遍又一遍，从材料的引用到逻辑思维层次到文字表述，一一推敲。陈先生著作不算多，但他关于佛教与文学的论文，篇篇精彩。追求论著数量的人，恐怕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吧！我看过一位申请某个项目的青年学人的材料，他说他已写了四十几部专著。我既惊异、钦佩又颇为怀疑。按他的年龄和从教的时间推测，他每年至少写出五六部专著，还有教学。真乃神人！

严谨贯穿于治学的整个过程，每个环节都不能疏忽。我的几本书，每一本都有错误。一些错误，因学养引起；有的错误则属大意，以为一般问题，凭记忆书写，没有再查原始文献。其实记忆是非常靠不住的，特别是人到晚年，记忆更靠不住。研究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原始文献，勤查是避免疏漏的唯一办法。最近李剑国先生发表了《〈太平广记会校〉失误举例——兼及校勘学养与校勘原则》（上） 指出《太平广记》张校的许多错误。看那些错误，有的属学养问题，有的其实是属于学风的不严谨，只要稍为认真些，有疑则查，看看相关文献，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剑国先生向以学风严谨著称，厚积薄发，张校的错误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有严谨的学风，才能辨实事而求是。

做学问如履薄冰，勤勤谨谨，尽量地避免疏漏,也是一个学人的起码要求吧。

                      三  

与严谨相连的一个问题是创新。严谨不是规行矩步，墨守成规。严谨与创新并不矛盾。严谨是学风问题，创新也是学风问题。严谨是遵守学术规则，创新其实也与学术规则有关。近些年来，或者由于人文学科量化的评价体制，学人急于完成一定数量的成果，于是抄袭、拼凑、草草成章成为一时风气，浮躁之风影响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在学术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重复劳动，无效劳动。近三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浩如煙海，特别是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研究论文动辄上千篇，有的甚至数千篇。以《文心雕龙》研究为例，许多问题重重复复，你也说我也说，无非是多说几句少说几句的差别，真正深入、有创见的并不多。

创新存在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切领域，考据、文本解读、理论研究、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等等，都存在开拓的空间，如新的文献的发现；已有文献的新的解读；新的理论问题的探讨；新的研究范式的运用。创新是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而不是无根之谈，无源之水。是对已有学术成果的遵重，是吸收，而不是各种形式的抄袭。创新大量的是在他人已有研究成果之上有新的发现，是一个学术研究不断积累、丰富、发展的过程。因此，创新必对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了如指掌，而不是闭门造车。

创新关乎思维方法。思维不墨守成规，是开放式的，善于接收新事物。在我们的传统里，有一种重复思维的习惯。汉人治经，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无敢出。但我们的传统里，也有开放式的思维。明代的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书中就说过：“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 千馀年间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思维惯性被打破了。虽然阳明心学也是儒学之一支，他的基本思想修心修身都属于儒学的范围，但他的思想中已有《庄》、禅成份，他自己虽不承认，却是事实。阳明心学如何评价，是个复杂问题，我们不去谈它。但是他突破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提出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的观点，却是思想的一次解放。求之于心而定是非，有自己独立之思想，独立思考问题之方法，是创造性思维。他的思维展开的路径是超越性、非重复性的。

创新也关乎知识积累。丰富的跨学科知识的积累，有助于开阔学术视野，发现问题。丰富的知识积累，融会贯通，利于判断新旧、是非，不盲从。提倡创新，有利于形成不同的学术研究的个性，有独立之见解，有适合于自己的研究方法，避免模仿，避免千篇一律。而不同的研究个性的出现，学术研究才会有一片生机。

                                2014年2月8日于南开大学西南村之旅舍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