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    

    常年执教，向学生传授治学经验，经常讲到的一点就是要养成翻阅学术刊物的习惯。学古典文学，一定要经常读《文学遗产》，还有《历史研究》、《考古》、《文物》等重要学术期刊。首要的提出《文学遗产》，理由很简单，这是古典文学专业水准最高的杂志；提出后几种，和我对“古典文学”的认识有关。按我的看法，古典文学是古代历史的一部份，因而尽可能全面地认识历史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有必要了解历史研究的新發現、新动态、新成就。

    根据自己多年读书、教书的体会，我还经常告诉学生：课堂上用的教材上写的，大体是自古及今历代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教材要求科学性、系统性，篇幅有限，只能提供有关学问的基础知识；一般学术著作上写的，是专家的研究心得，内容当然宝贵，但大体已是几年前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学术著作出版周期之长，多数应当是四、五年甚至更长时期之前写成的；而学术刊物提供的则是最新的发现，最近的成果。追踪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汲取最新的学术知识，应当注意学术刊物，特别是高水准的学术刊物。学古典文学，当然要读《文学遗产》。这些刊物的文章不会篇篇都是学术定论，会有许多作者个人的不成熟的意见，但它们提供的新发现、新知识、新见解是教科书和一般专著不能见到的，这类刊物对于学习、研究是不可替代的。

    我可说是《文学遗产》货真价实的忠实读者。从五十年代《光明日报》的副刊，到后来的期刊，文革停刊之后复刊，这个刊物一直订阅不辍。而且当年每一期大都是一篇不落的从头读到尾。如今年已衰迈，精力不济了，不是每一期都仔细看了，但仍然是少数经常翻阅的刊物之一。可以实事求是地说，我的学识，我在古典文学知识上的些许长进，特别是对于古典文学研究新的动态与成就的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靠了《文学遗产》。

    这种状况，和个人特殊的经历有关。

    我一九五六年上大学，第二年就赶上反右，不经意间就成了批斗、改造的对象。所在学校是五年制，剩下的四年，很多时间是在校内接受改造。记得五八年搞“科研大跃进”，北大学生编出观点全新的《文学史》，树为典型，敝校也大搞科研。革命师生们热火朝天地翻资料，写文章，编书，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则接受劳动改造（有个有意思的细节值得“回忆”：为了保证科研顺利进行，上午课间操加餐，搞科研的师生发两个馒头，但劳动改造的人不给，大概是遵循孟夫子锻炼人要“饿其肌肤”的古训。后来我们这些人拿“政策”力争，终于得到两个馒头）。所以这后来的几年没能读多少书。毕业后蒙宽大处理，分配到东北一个小城师范学校工作。政治环境宽松些就受命教书，绝大部份时间是在劳动、运动、批斗中度过的。所在学校是大跃进产物，没有什麽藏书。所以从反右到平反这二十年多间，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也没有多少书可读。然而不管环境和境遇如何变化，文革停刊时除外，一直订阅的《文学遗产》成为我学术读物的重要部分。有些还反反复复地读过。回想被分配去东北的时候，简单的铺盖卷、几件洗换衣服之外，带的主要是装了几纸箱的书，包括从杂志创刊号起的一套《文学遗产》。后来平反了，回高校教书，又把这些书刊装箱带回来。所以到如今，我保存了全套《文学遗产》（近几年的除外。又有事情值得“回忆”：文革初期，一天夜里，红卫兵抄家，可怜见把我的“藏书”悉数装上箩筐抬走了。还真是侥幸小城孩子们胆量小，没有像大城市红卫兵小将那样把抄来的书烧掉。后来归还抄去的书，《红楼梦》之类的小说，唐、宋诗词选本等多数黄鹤杳然，但包括《文学遗产》在内的几种期刊，还有大多数线装书，出乎预料竟“完璧归赵”了。这才有本篇回忆的上述情节）。当年它们曾是我补课、进修的教材，后来是我教书和研究的参考书。对于我，它们不仅是宝贵的学术文献，更让我在满是波折的大半生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与支持。

    我珍惜这个刊物，还和另一方面情况有关，就是当年得到它们，读到它们，真是不易。念高中在安定门内的北京一中，当时家境艰窘，早晨吃早点，家母紧缩家用，给我的“预算”是每天一毛五分钱，可以在鼓楼前的早点铺吃一个火烧、一根果子，喝一碗豆浆，剩下两、三分钱凑两天够买个鸡蛋。我很少奢侈地吃鸡蛋。一般也不吃果子，省五分；喝白浆，不喝糖浆或咸浆，省两分或一分。《文学遗产》和其它喜爱的书刊就是这样用攒下来的钱买的。后来上大学、到东北工作，一直钱紧，买书、订杂志必须是字面意义地节衣缩食。加上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运动，一来运动自己必然是批斗对象，也就很少有时间读书。念大学时批“白专”，拔“白旗”，读书犯大忌。我本来是“白专”典型，罪状之一就是埋头读书，读古书，曾作为反面教材在敝校图书馆里图文并茂地专门展览过。可是积习难改，批判归批判，还是想方设法偷偷地读。宿舍晚十点按时熄灯，我，还有几个有同好的人，搬个板凳，在走廊里读。昏黑的灯光下不觉就过了半夜。读得入神的时候，真好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与古书、古人为友，暂时忘记了自己戴罪的身份。就这样买来的书，自然十分珍贵；这样读过的书，印象也就特别深刻。平反之后，回大学教书，条件改善了，家里书刊越积越多，小小的住房装不下了，经常要清理不常用的书和过时的刊物。但是包括《文学遗产》在内那些当年买的、读的书刊，摩挲起来，无比地珍惜、亲切，带着五味杂陈的回忆，怎么也不忍心脱手，看起来要陪伴终生了。

    《文学遗产》六十年，伴随着国家的发展与进步，眼看着这个刊物历经无数坎坷。不必讳言，刊物的水准也是起起伏伏。现在是庆祝华诞，过去那些不如意的事，过来人心知肚明，不必多说什么了。但经验教训还是应当总结、记取的。如今的社会环境，学术刊物不应再被当作思想教育、阶级斗争、“大批判”等等的阵地了；许多人也逐渐意识到应当抵制经济大潮（这是客气的说法，直白地说，就是“钱”、“钞票”）对刊物的侵蚀。敝以为一个学术刊物，持守“学术”很重要：一方面要让“学术归于学术”，另一方面应当致力于不断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平。这样才能够发挥刊物对于推进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

    最后，纪念文章，再写下一些题外的“回忆”：文革结束，万象更新，《文学遗产》复刊，我是最早给刊物投稿的人之一。那时候，我是既没有什么出身背景与学术成果、又没有职称、官衔的真正的无名小辈。硬着头皮专程到北京拜访编辑部，遇见这个当时对于我还相当“神秘”的“权威”学术刊物的编辑王学泰先生。我们两个都是平反后刚刚步入学术圈。我写王维与佛教的关系，王先生对佛教也感兴趣，聊起来颇为投契。记得曾谈及十九世纪末“唯识学”“复兴”情形。这在当时是个相当冷僻的题目。那时候关注佛教研究的人很少，和王先生交谈，简直是空谷足音，让我惊喜莫名。有一次拜访他，一个细节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住在六铺炕外的一座高楼的高层，那座楼的电梯每隔两层停一次，所以下了电梯还要爬一层楼梯。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改革开放后北京新建的高楼，第一次经历电梯这样的停法。从那时结交，到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都已垂垂老矣。每当追忆当年刊物编者与读者、作者那种惺惺相惜的关系，心里还是倍感温馨。这些年经的事多了，常常听人说起如今当编辑、编刊物的人应付各方关系的困难与无奈，只能徒然浩叹了。

    再有，大概是九十年代初，听说《文学遗产》发行有问题，要停刊。我正在日本，日本学者也听到这个信息，都表示忧虑不解。可见国外学术界对于这个刊物的重视。这些年来有机会与海外学界交流，外国学者对于中国学术状况的看法略知一二。不必否认他们中有些人对中国的学术研究持有偏见。但可以肯定地说，《文学遗产》是世界学界最为重视的中国学术刊物之一。我以为这不但给刊物的编者，也给所有关心、爱护这个刊物的读者、作者增添一份信心，当然，也增添一份责任。

拉拉杂杂写来，表白一个大半生与《文学遗产》相伴的读书人的心声，作为对它六十华诞的纪念，也是对它未来六十年或更长岁月的期许与祝愿。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