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民  

    《文学遗产》自创刊至今已六十年，想起自己第一次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距今也有五十二年了。记得1961年我在北大中文系当研究生时，奉调参加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被分在先秦两汉编写组（组员只有游国恩、费振刚和我三人），在撰写《楚辞》一章（游先生是楚辞专家，这一章本该由他来写，结果他非要我执笔，无奈只好接受下来）时，出了一篇《说<招魂>》的副产品，于是拿给游先生看，想先听听他的意见，再决定是否投寄有关刊物。不久，游先生托人带话给我，说此文他只改了几个字，就直接推荐给《文学遗产》了。过了近一年，终于看到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增刊十辑（1962年7月出版）上。拙文只是一个未经誊抄和反复推敲的初稿（稿子交给游先生后，手头连底稿都没有），竟能这样顺利地刊出，显然得益于游先生的推荐，这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

    我第二次在《文学遗产》上发文章，也在1962年。这年年末，我好像是读了一篇《文学遗产》上发表的有关古代散文的研究论文，由于对文中大谈非文学著作的艺术性有看法，便约请了两个北大中文系55级的同学共同讨论，然后由我执笔，写成《关于古典散文研究的二三问题》寄给《文学遗产》，不久即在《光明日报》1962年12月2日的《文学遗产》（442期）上刊出。此文约六千五百字，主要以具体作品为例，论述古典散文的概念、范围以及非文学散文的文学性问题，具有争鸣的性质。此文的观点，颇受到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杨晦先生的影响。1962年4月，杨先生为自己的研究生作过一次关于文学与非文学、文学与文章的区别的报告，受约与我共同讨论的两个同学是张少康（当时是杨先生的助教）和向光灿（当时是杨先生的研究生），虽然我没有听过杨先生的报告，但张、向两人都听过杨先生的报告，无疑会把他的观点带到讨论会上。不过文章主要还是按照我的理解来写的，具体作品的例子和对例子的分析，皆出于我自己的考虑，文章写成后也没有拿给杨先生看过。令我不曾预料到的是，此文刊出后没几天，即招致两位《光明日报》编辑的造访。有一天早上，我到图书馆看书，随后直奔食堂吃中饭，吃完饭回到二十九斋研究生宿舍，即发现有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正坐在床上等我。他们自我介绍说是《光明日报》学术版的编辑（不是《文学遗产》的编辑），并说近来报刊上的学术文章，大都题目小，较琐屑，争鸣的文章也少，颇沉闷；看了我们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文章，觉得挺好，问我还有什么研究题目或课题，完成后可以把文章给他们看看，等等。我当时只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研究生，竟然劳动两位编辑的大驾下访，着实过意不去，赶忙如实相告：我再过两个多月，研究生就要毕业了，现在正赶写毕业论文，没有时间考虑别的，谢谢他们的好意。

    我研究生毕业后，即留北大中文系任教并立即开课，没有时间写文章，接着随学生下乡搞了两期四清，然后是文化大革命、《文学遗产》停刊，一直到《文学遗产》复刊后，才开始与《文学遗产》有了一些联系。记得好像是1981年，《文学遗产》编辑部来北大中文系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当时我在古代文学教研室，也参加了会议。来开座谈会的好像是编辑部的负责人张白山和编辑卢兴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文学遗产》的编辑人员。就在这一年，曾给《文学遗产》寄去《<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一文，后来发表在增刊十五辑上，这是《文学遗产》复刊后，我第一次给《文遗》寄稿子。

    1983年10月，我调到文学所工作，这以后数年，时常充当北大陈贻焮教授与《文遗》的“联络员”。贻焮先生是《文遗》编委，认识的人多，经常有人把稿子寄给他，托他转交《文遗》，那时我虽已调到文学所，人却仍住在北大蔚秀园，因此贻焮先生一收到稿子，便会骑自行车到蔚秀园把稿子交给我，我则等每周一次上班时，将稿子转给卢兴基同志（当时还不怎么认识《文遗》的其他编辑）；有时还有人托贻焮先生询问自己给《文遗》的稿件的处理情况，贻焮先生同样是找我，我则转问兴基同志，然后告诉贻焮先生。贻焮先生有一点做得很好，就是他让我转交稿子的时候，从来没让我给编辑带过任何对稿件的评价的话，更没有推荐信之类的东西，他对编辑充分尊重，不想干扰他们对来稿的审定。

我自调文学所至今，一共在《文遗》上发表过九篇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文遗》上已发文章的问题而作的，也可以说是挑错的文章，都比较短，如《也谈储光羲的卒年》、《<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所见岑参事迹考>求疵》等；一类是个人的新研究成果，一般说来，我都把自己认为最好的文章，交给《文遗》，例如《论律诗定型于初唐诸学士》、《制举——唐代文官摆脱守选的一条重要途径》等。我调文学所后，写过多篇唐代文学家生平事迹的考证文章，大抵是作《王维集校注》和参与编写《唐代文学史》上卷的副产品，这些文章多数给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文史》，也有的给《文献》和高校古委会主办的《古籍整理与研究》，一般不给《文学遗产》。

    我还曾为《文遗》审阅过一些稿件。八、九十年代，《文遗》编辑部就在古代文学研究室的对面，偶尔有《文遗》的编辑拿稿子过来，要我帮助审阅，那时帮助审阅稿件都是义务劳动，没有什么审稿费。2001年以后，《文遗》实行双向匿名专家审稿制，请人审一篇稿子，才开始给一百元的审稿费。我2002年4月退休，接着返聘一年，到2003年4月以后，已用不着再到文学所上班，加上那时我家已搬到海淀区西三旗，离文学所很远，没事一般都不再到所里去，这样，编辑也就不大找我为《文遗》审稿了。但是近两年，《文遗》找我协助审稿的事又多了起来，如去年一年，我就为《文遗》审过四篇稿子。这可能与过去《文遗》送给专家审的稿件，都是纸本，如今则改成电子本有关。因为审稿提供纸本，来回邮寄，既不方便，又易丢失；而用电子本，直接发到我的电子邮箱里就可以了，很方便。一般《文遗》要我协助审稿，大致都是来者不拒，虽忙也不推辞的。我为《文遗》审稿，可以说是很慎重和认真的，我认为审稿既要对编辑部负责，也要对作者负责。我审稿和写审稿意见，往往要查找有关的书，每提出一条意见，一般都要说明材料依据；我比较注重论证的科学性，注重论证是否有过硬的材料根据，注意辨析稿中所用材料的可靠程度，关注作者对所引用资料的理解是否正确。

    我与《文遗》往来的回忆，大抵就是以上这些。写来杂乱无章，让读者见笑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