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公持

初识“翔老”

在文学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之际，我曾写了一篇《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将我关于老一辈专家的记忆点滴，记述成文。 在那篇文章里，并未言及陈翔鹤先生。当时的想法，主要是陈先生起初并不算古代组的人，还有就是我早就打算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记述他的相关事迹。

陈翔鹤先生从1954年3月《文学遗产》创刊之初，即担任主编职务，所以他的编制是跟着刊物走的：先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然后于1956年9月随刊物调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部虽然人数不多，常设编制也就是三、四名人员，但它直属研究所，与研究组平行设置，所以它与古代组是两个单位，平时的业务和学习活动分别进行。当然由于专业完全一致，加上古代组在七号楼，《文学遗产》编辑部在六号楼，中间有楼道贯通，来往本很方便，所以平日里人员的交往很频繁，像曹道衡先生就曾以古代组成员身份，去兼任编委会的“秘书”，参与稿件处理工作。至于我本人，1964年春夏之交才进入中科院文学所，到所时间晚，加上当时形势急剧变化，“大批判”此起彼伏，作为《光明日报》副刊的《文学遗产》，也开始登载一些批判文章。而我对于“大批判”既无才能，亦乏兴趣，因此也没有向《文学遗产》投过稿件。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当时没有去叩过编辑部的门，也没找过陈翔鹤先生，他当然也不认识我。

记得我偶然邂逅陈先生，时间在1965年夏天。那是我刚从安徽参加“四清”工作结束，回到研究所里不久。有一天下午，我小憩过后，进入六号楼一层的文学所图书室阅览室，到那里去翻看日本汉学杂志。不一会儿，进来一位老者，也来翻看各种报纸。二人隔着一张长桌子面对面坐着，安静地各看各的。他浏览得很快，不一会儿，便看过了七八种，站起来身来要走。此时，他忽然看看我，开口问：“小伙子，你是哪个组的？叫什么名字？”我简要回答了他，他点点头，“啊，啊”了两声，走出去了。阅览室外间连着图书室借书处，我接着就听见图书室工作人员朱××女士在与老者打招呼，说：“翔老，您走啦？”老者也回答“啊，啊，再见。”过一会儿我看完杂志，也通过借书处出去了，我与朱女士较熟，便顺便问她：“刚才出去的那位是谁？”朱女士一听，不禁哈哈笑起来，说：“他是陈翔鹤老先生呀！你怎么他也不认识？”就这样，我算是认识了陈翔鹤先生，也知道了所里年轻人称呼他为“翔老”。不过此后我与翔老交往仍少。走廊里偶然相见，我就招呼他一下“翔老你好！”而他也只是回一句“小伙子你好！”就又匆匆走过去了。  

 那是“文革”前夜，黑云压城，风雨欲来，《文学遗产》不久发生了变故：原来在全国“大批判”形势甚嚣尘上形势下，“上面”（事后得知那是主管宣传文教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及中宣部若干领导）对于《文学遗产》在批判“封、资、修”方面的表现不满意，甚至认为这样一个以正面研究古典文学的专门刊物有无必要存在也颇存疑义，所以对它作了“调整”：一是将它的内容扩展到包括外国文学在内，由中国的“文学遗产”变成中西混合的“文学遗产”；二是刊物与文学研究所脱钩，由《光明日报》社自己抽调人员承担编辑工作。

如此一来，文学所的《文学遗产》编辑部只得解散，人员则合并入古代组。于是在每周三下午的古代组例行“学习会”上，开始出现陈翔鹤先生的身影。陈先生风貌独特。他童颜鹤发，胖胖的身材，衣着整洁，脸上始终挂着笑容，看上去和蔼可亲。他待人诚恳，与人为善，性格直率，实话实说，无论何时，都给人一种朴实无华、真率可亲感觉，甚至可以用“童真”两个字来形容他的性格作风。这与一般人印象中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的大专家完全不同。另外，他喜欢交际，爱开玩笑，不拘小节，说话四川韵味十足，爱摆“龙门阵”，无论什么场合，遇见什么人，他都没有冷场的时候。他很讲究茶饮，每次开会，必定端一白瓷茶杯，说话时，那茶杯就跟着他来回晃动，又不时地要品一口茶。他虽然只能算是古代组的“新人”，但由于他与古代组的人本来就很熟悉，所以他在组会上无拘无束，他的来到，使得古代组内增添了随意、闲适、自然、活泼的的气氛。特别是年轻人，很喜欢与他谈话聊天，有时聊天非常随便，随便到了简直“没大没小”的地步。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问他：“翔老，听说你讲过：你从四川调到北京工作，你说是‘房子愈住愈小，汽车愈坐愈大？’”翔老听了，赶紧否认：“我哪里说过这种话？我没有说过！”还有一次学习会结束后，他与组内的几个年轻人留下来大谈关于如何养花的事情，他在主讲，我们则旁听。他讲了足足半个小时，以致清洁工来打扫房间了，还不肯作罢，只是从这一头移到那一头；而清洁工打扫到那一头，我们又簇拥着翔老转回到这一头继续谈……。总之，翔老以自己的简率真诚性格，与本单位领导和同事平日相处都颇融洽，拥有文学所少有的好人缘。

“闲谈”纪略

陈翔鹤先生作为一位“老先生”，按照所里规定可以不坐班；又由于《文学遗产》编辑部已经解散，古代组内也没有翔老具体的工作任务，所以他不必天天到所里来。但实际上所里仍然可以经常看到他的身影，他常出现在图书室，借书或看书，或者在古代组各个房间走动，与人说话，就在这种状况下，我与他之间有过几次“闲谈”。

那也是一天下午，大约三点钟左右。办公室的另一位同事梁××外出办事了，只我一人在伏案看书。房门开着，忽然门口出现翔老的身影，手里端着那茶杯走了进来。他看看室内，便说：“你在用功啊？也不出去活动活动？”说着便打算退出去。我赶紧站起来说：“翔老你别走哇！请坐下啊!”他不再客气，就在一个软椅上落座，喝了两口茶，清清嗓子，便开口问我是哪里人，以前的学习状况等。当我说到导师是张志岳教授时，他便说：“哦！你老师是张志岳呀！我知道的。他是《文学遗产》的作者，我与他有书信往来，但没有见过面。我知道他是老清华出身，他的文章写得不错，比较实事求是，而且有内涵，很好。他是专门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那你现在做哪一段的事情呢？”我回答他，余冠英先生已经安排我参与先秦至隋这一段工作了。他肯定地说“好的，好的。”然后就问我：你正在看什么书？我说正在看看××学者写的回忆录。他问了书的内容好不好？写得怎样？我简要回答后，他接着又问我喜欢古代那个作家？为什么？等等。他边问我情况，边议论，随着话题，任意发挥，即兴评说。我也问了他一些问题。谈话不拘一格，话题不断转移。除了与学问相关内容之外，也涉及一般生活等其他事情，确实有不少“闲聊”的成分，甚至包括米饭好吃还是面食好吃、如何吃粗粮等等。他说话的方式是“随机”“即兴”的，谈不上很有系统。但平淡中见精彩，随意中有机锋。“闲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忽然问我几点钟了，然后说：“啊呀！我要回去了。打扰你看书了，再见吧。”端起茶杯就走。

这样的谈话，记得有三次。还有两次时间稍短，也有半个多小时。谈话内容当时印象深刻，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还记得不少。现将他谈话中有关学问方面的某些段落略陈如下。它们的先后次序以及词句未必完全准确，但基本内容肯定不差，至少不会有大的意思上的违谬。有些话我当时就觉得对我这样的年轻人很有启发，所以记述下来，不会毫无价值：

你问我怎样做好研究工作？我只能告诉你：你随着你的兴趣去做，就能做好。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兴趣，没有兴趣就叫硬着头皮做，那是做不好的。我编《文学遗产》编得好吗？（徐答：“好的！”）好什么！？（徐吃了一惊）你太年轻，看问题太简单。其实我兴趣不在这里，或者说我的主要兴趣不在这里，我的兴趣是什么？我其实对于写作更有兴趣。我想创作！但是组织上要我来编刊物，我有什么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来做这个编辑工作。我这个人要就不做，要做就全身心投入，努力做得好。可是我尽管付出了许多精力，做了这么多年，结果令人不满意。我很遗憾！（徐问：“您后悔吗？”）我这个人从不后悔，但是很遗憾。

贾谊这个人，是个才子，就是运气不好。他生不逢时啊！汉文帝时候，当朝大臣都是周勃、灌婴这批元老，这批人都是开国元勋，连汉文帝都要让他们三分，贾谊却喜欢在朝廷里表现自己，出风头，那怎会有好结果？（徐问：“屈原是不是运气也不好？”）屈原主要不是运气问题，他的客观条件比贾谊强许多，他本身是楚国贵族，三闾大夫嘛！楚王起初很信任他嘛！屈原的问题是他自己太迂了，文人习气太多，他缺乏纵横家的那些手段，光是靠道德高尚，这在旧时代政治斗争中是吃不开的。

我对魏晋这一段文学也有兴趣。我小时候就能背不少陶渊明的诗。陶渊明这个人真难得呀！古代文学史上这样的人太少了。他那样的真诚，那样的洒脱，什么功名利禄，都能不予萦怀，毫无挂碍。我看世界文学史上这样真诚的人也很少。中国人最讲“面子”。但是陶渊明不重视面子，他隐居乡下，但穷得饿饭了，也就坦然出来做官。为了生存，可以不顾面子不面子。一个人的雅俗区分，就在这里。魏晋时代文人标榜清高的多，但真正做到的并不多，嵇康也可以算一个。（徐问：“阮籍怎样？”）阮籍在这方面显然不如嵇康，光是看《咏怀诗》好像是清高的，但他实际上还是缺乏骨气。文人文化高，知识多，但不一定就“高雅”。你如果计较功名利禄，你知识再多，还是一个俗物！

闻一多解释《诗经》，那是完全从历史实际出发，从人的真实感情出发，去理解古代的文学。传统的“诗教”，什么毛传、郑笺、孔疏，一概被他横扫，他通过文字学和民俗学去解释《诗经》，直接去体会古人的生活和思想，所以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说法，非常好。我在解放前就看过他的《诗经》《楚辞》论文，写得文采斐然，令人叫绝。例如《丘中有麻》，我小时候听私塾先生讲过，说这是“思贤也”。这是正统的说法。朱熹做翻案文章，说它是男女相好的诗，这已经不错。闻一多《风诗类钞》则进一步说其中写的“将其来食”、“将其来施施”，那“食”“施”等文字，都是古人说性欲的隐喻，是一种代名词，所以这诗其实写得很露骨，很俗。你不能怪它不雅，民歌吗，就是俗文学。你要太雅就离开真相了，那你的研究就曲解古人本义，这是不可取的。

嵇康是曹家的女婿，政治上肯定是站在曹氏皇族一边的。但他不是搞政治的人，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不是那块料。他凭出身完全可以去当大官，实际上他一生没有担任过重要政治职务。我们看他今存的著作不少啊，《养生论》、《摄生论》、《声无哀乐论》等等，这些都是哲理性很强的论著，他没有发表过什么系统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不知道！但他是有思想的，（徐插话：“他应该是思想家兼文学家。”）说他是哲学家更加切合一点，他服膺老庄，爱好玄学，玄学成就高于阮籍。

嵇康崇尚真诚，最反感的是虚伪，他对司马昭一伙人最反感的是他们的虚伪，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嵇康最可贵的是他的清高独立的人格。他有骨鲠，这是他人格中最可贵的一点。他敢于漠视权贵，他在贵公子钟会面前非常高傲，他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涛绝交书，主要说的是他自己的真诚性格，与当时官场那一套烦文缛礼和虚伪的风气合不来。他其实是个自由主义者。当然，他的生活态度中也有颓废派的缺点，懒惰，不修边幅，不讲卫生，这是从庄子那里受到的消极影响。

嵇康服药你怎么看？他是想企求成仙？企求长生？（徐答：“从《养生论》看，他是想长生而不想成仙。”）对这个问题，从表面文字看你说得对。但我认为那还不是的，至少不是主要目的。我认为他服药的真正意图，是为了求得自己超脱世俗的心理平衡。因为时势太黑暗了，太丑恶了，他的现实生活很痛苦。服药能够帮助他暂时脱离世俗生活，忘记现实生活。这是他的现实处境和人生观决定的。这种痛苦，嵇康、阮籍都有，阮籍的饮酒，还有长啸，也是为了精神的解脱。

中国思想史上对于玄学的评价不高，说是代表没落阶级意识。其实玄学的本质是反封建的。玄学的可取之处就是主张精神自由，封建意识就是要束缚人的精神自由。所以玄学是中国古代思想界的一束光彩，不能笼统说它是没落阶级的哲学。（徐插话：“玄学是唯心论体系。”）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当然是两大体系，但是你不能要求古人也有这样的认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唯心主义，他们感到某一种思想符合他们的生活追求和理想，他们就信仰它，他们利用它来寄托自己的精神，这是合理的。

你写什么文章？（徐答：“我以前写过关于《诗经》的文章，很不成熟的。最近没写什么。”）现在的大批判文章，有的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我不知道它要解决什么问题。把别人的东西否定了，就算是成就吗？对错误的东西作批判是必要的，但正面的建设要不要？否定之否定当然是肯定，但是好的东西为什么也要否定？批判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像李××批判何其芳，完全不考虑作者写作的本来意思，就抓住几句话、几个字，断章取义，大做文章，那是不讲道理，很难说服人。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人，心思不好，有点邪恶，我很不喜欢。年轻人不要学啊！

“文革”灾难

十年“文化大革命”，对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厄运。而对于陈翔鹤先生个人而言，更是一场灾难。“文革”的序幕在1965年下半年就揭开了，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来势凶猛。几乎同时，陈翔鹤先生不幸也在报刊上被点名批判，原因是他1961、62年曾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两篇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小说描写了古代两位不与权力相合作的清高文士，赞扬了他们的独立人格，肯定他们为捍卫人格尊严而甘愿过清贫生活、为道德正义不惜付出生命的精神。这两篇作品，风格独特，当时很受读者欢迎，影响巨大。但是也无疑刺痛了某些权势人物的极左神经，所以陈先生成了大批判浪潮中罹祸者之一。小说被扣上“反社会主义逆流的产物”、“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罪名，甚至有人批判说小说中写到陶渊明上庐山等情节，是“恶毒攻击党的（1959年）庐山会议”，“险恶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煽动他们起来和党抗争到底”，而小说写到的慧远和尚则是“影射”毛主席等等。在批判文章中，还援引当时的一则“最高指示”，说：“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陈先生遂以“反动作家”、“反党份子”的名分，受到报刊舆论的公开挞伐。此时陈先生的精神压力非常大，他自1949年后，经历了迭次政治风浪，都能以淡然应对和超脱作风，轻松过关。但这一次完全不同了，他身不由主地陷入险恶的政治大漩涡中，巨大的政治压力来自社会，来自“上面”，他被迫在大会小会上作自我检查，努力批判自己，给自己扣了不少帽子，“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封建复古意识”、“反动倒退的历史观”“犯下严重政治性错误”等等。我看到的翔老也变了一个人，平时的乐观开朗表情荡然无存，见人爱说话的习惯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抑郁和愁闷。

1966年夏，开始了“红卫兵”大串连。那些由北京本市及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身穿草绿色服装、头戴军帽，成群结队游走在各高校、机关、工厂和文化部门，到处“闹革命”。红卫兵从事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揪斗牛鬼蛇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也是他们的重要目标地。当时学部各单位的有“问题”人员，都集中在一起进入“牛棚”，文学所6号楼的三层是一处“牛棚”，集中着三十多名本所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三反份子”“坏份子”等，他们几乎每天都要经受“红卫兵小将”们的反复批斗。红卫兵多数知识较浅，有的只是初中生，并无历史文学修养可言，所以他们对于文学所“牛鬼蛇神”的“批斗”，既简单粗暴，有时又滑稽可笑。例如他们“揪斗”俞平伯先生时，便喝问他：“你为什么要写《红楼梦》反党反社会主义？”俞先生答道：“《红楼梦》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红楼梦》也不是我写的呀！”他们就大怒说：“这老东西不老实，公然抵赖自己的罪行！还敢顶撞革命小将！”于是高呼“打倒俞平伯！”“俞平伯罪该万死！”“毛主席万岁！”同时有人上来就搧耳光。陈翔鹤先生身在“牛棚”中，他既不及“走资派” 何其芳地位高，也没有“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名头大，上过“毛著”，广为红卫兵小将所知，所以红卫兵很少将他当作主要批斗目标，比较起来，他的日子不算最难过。

“文革”在1967年春夏间进入打派仗阶段。各地“革命造反派”分裂成不同派系，彼此视对方为最大敌手，于是大打派仗，“文斗”“武斗”都有，而各单位原有“牛鬼蛇神”此时已成“死老虎”，反而很少挨批斗了。此时期学部也打开了派仗，而“牛鬼蛇神”们则被置之一边，他们除了每天必须集中学习“毛选”、参加劳动外，在“牛棚”里事情不多，日子过得还算自在。有人看起了专业书，还有人竟手痒起来，写些打油诗之类，或自我取乐，或互相嘲讽，不一而足。

派仗愈打愈乱，1968年底，“文革”情势又变，中央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各高校和机关，以收拾乱局。学部也开始由“大乱”变“大治”。在工、军宣队领导下，学部机关和各研究所全面实行军事化管理。记得文学所领导是一位姓“薛”的军人，基本上一切事务都他说了算。当时实行生活军事化，除重病者外，所有人都要集中住在所内，办公室里搭了地铺，一间要睡五六个人。早晨一声哨响，大家起床集合跑步，从建国门内学部大院跑到东单路口再返回，然后是集体面向毛主席像“早请示”，然后吃早饭，上午下午都是开会集体“学习”。开始搞“斗私批修”，每个人都要作自我检查，“狠斗私字一闪念”……。这还是一般“群众”；至于“牛鬼蛇神”，则另类集中，专门管理，生活安排大体相同，但“斗私批修”改为“认罪请罪”。此时文学所“牛棚”已搬迁到七号楼的二层楼上，在那里他们每天都要交待“问题”、认识“罪行”。我由于年轻，经历相对简单，运动中也没有什么特别表现，所以不久我就“斗私批修”完毕，算是过了一关。此时工、军宣队就派我与原现代组的另一位年轻人，也是刚通过“斗私批修”的孟××，二人去参加“牛鬼蛇神”班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他们是“清理”的重点对象。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在两位工、军宣队员的领导下，每天参加那里的“清队”会，做记录；有时工、军宣队员有事不参加会议，我们在会后就要向他们按照记录汇报情况。缘此我能够听到每一位“牛鬼蛇神”“交待问题”，实际上是讲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在“解放前”的漫长复杂历史。通过这项工作，我幸运地得知了文学所老一辈专家们的许多曲折经历和生动故事，他们在1949年前，有的为文学繁荣和学术进步，也有的为共产主义革命胜利，都曾作出过许多努力与奋斗。当然他们也可能走过一些弯路，有人甚至也有过失误和挫折，但总体上说，他们各自成就了优秀文化人物，令我真是眼界大开。陈翔鹤先生也在“清队”时讲了许多他的经历，从他二十年代在北京的学生时代说起，如何在上海与冯至、陈炜谟等组织“浅草社”活动，如何在北京与朋友们组织“沉钟社”，又如何为了生活，奔波于青岛、曲阜、吉林等地教书，后来在抗战时期，又如何参加地下党，在四川做革命文化工作，等等。当他说到鲁迅曾肯定他们“浅草社”的文学业绩时，脸上露出那难得的天真微笑。我听了他的自我“清队”，结合之前与他的接触，更清晰地认识到，这是一位性格真率诚实、人情味很浓的老一辈文化工作者。

大约过了两个月，“牛鬼蛇神”们的自我“清队”暂告一段落，但他们的事情并非至此完毕，工、军宣队还为他们做了另一项安排：他们要各自回到原属的小单位去，“与革命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对此，“牛鬼蛇神”起初都有些紧张，因为在这个“牛棚班”里，都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大家彼此彼此，“只扫自家门前雪”，不存在凶猛的批判“火力”，自然容易“过关”；但一到下面的“革命群众”那里，至少“火力”将会很猛，为此不少人忐忑不安。此时我发现陈翔鹤先生也忧心忡忡。由于内心忧虑，情绪消沉，他生活上经常有 “神不守舍”、丢三落四等表现。当时其他不少“牛棚”同伴也有所发觉，并且有所议论。

古代组的“牛鬼蛇神”接受群众“揭批”开始了。那时古代组“学习班”的班长是吴××，我算是副班长。“清队”工作完全由工、军宣队决定方向，定下基调，然后布置大家发言、“揭批”。回想起来，那种“揭批”也就是按照当时报纸社论上的腔调“上纲上线”，再讲几句狠话，扣几顶帽子，喊几声口号，如此而已，并无新鲜花样。此时运动已经进入第三年，一般“牛鬼蛇神”大都有了相当的经验，已经熟悉运动套路，知道这只是一种运动方式，所以尽管会上受到声色俱厉的“揭批”，心情却并不紧张，会下照吃照睡。例如俞平伯先生挨批之后，可以接着唱歌，唱“迎接九大胜利召开”等。而一般“革命群众”，面对这些本单位的“牛鬼蛇神”，本来都是熟识的，甚至是老领导、老师长，长期形成的人际关系，不可能完全消失，真正做到“铁面无私”的人少之又少，所以那“揭批”除了“调门儿”有点高以外，实际并没有多少新内容。而“牛鬼蛇神”们下楼后，体会到“原来不过如此”，便放下心来，好好“表现”。结果是“清队”顺利进行，不少被“揪出”的原“牛鬼蛇神”经过“革命群众”的“揭批”“帮助”，“态度良好”，“说清了问题”，或者“认识深刻”，遂由工、军宣队宣布结束审查，陆续获得“解放”，“回到革命群众队伍里来”。

然而陈翔鹤先生的情况不同。不同之处倒不在于他的问题有多严重，主要在于他是写小说出的“问题”，又涉及当时非常敏感的“影射”之类，比较复杂；尤其是他的“问题”是外面揭出来的，在报刊上受到公开批判的，因此本单位不能不“谨慎处理”。下面不敢自作主张，必须请示上级领导，而当时的领导工、军宣队，他们看来也不敢擅作决定。至于“群众”这一边，对他根本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意思，大家与他的关系实际上是颇为“亲善”的，主要就看工、军宣队了。总之，他的问题明摆着要拖一段时间才能解决。其实这也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但是他本人却愈来愈难熬了。他看到别人一个个得到“解放”，“回到革命群众队伍里来”，而自己的事还“吊着”不知何时才能解决，不免心急如焚。他几十年一路走来，没有权势欲望，从不招惹是非，只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也就是出于个人的性情和兴趣，写了几篇历史小说，写出古代名士的清高洒脱风度，而且他是忠实于历史写的，怎么便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嵇康、陶渊明这些古人，鲁迅在文章里也写过的呀，怎么他写了就算是“反党”呢？他能找谁去解释清楚啊？他有口难辩。所以他表现得特别忧郁，终日愁眉紧锁，而且步履蹒跚，衰老得厉害。

当时我对陈先生的状态很担心，我知道他心地非常善良，又处事特别认真，才导致这种状态。我确信，陈先生的小说与“反党”根本不沾边，时间一定会还他清白，他自己大可不必那样痛心疾首。但他就是这样一位对事情非常认真的人，他不能理解“运动”是一种“非常规”的过程，他很难做到像俞平伯先生那样，对于来自里里外外各方面的“批判”讨伐压力，都能淡然处之，并且做到自我开释化解。眼看着陈先生日渐消沉并且衰弱下去，这样下去显然是不行的，他的身体将会支持不住。我考虑了好几天，终于决心与他谈一次话。那天上午，趁工、军宣队都不在，我把陈先生叫到楼上他们的通铺卧室里，与他单独谈了大约五分钟话。我对他说：

现在正在“清理阶级队伍”，有些人已经“解放”，结束了审查，例如×××、×××等。你现在还没有“解放”，你很着急。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不要急，原因是你的事情稍稍有点儿复杂。注意，我说的是“复杂”，不是说“严重”。照我个人的看法，你的事情一点儿都不严重。我猜想，工、军宣队给你做结论，可能有点顾虑。顾虑什么呢？你也知道，对你的批判是外面首先挑起来的，因此解决你的问题，不能不考虑到外面的影响，还有“上面的”态度，看来要稍晚一点才会给你解决吧，你一定要有这一点耐心，别着急！我也不知道工、军宣队何时给你解决，但早晚会解决。至于怎么给你解决，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一定会实事求是做结论，不会按照批你的文章里的那些说法来做，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什么的。你要明白，批判是批判，批判与做结论是两码事；而且做结论不是那些写批判文章的人来做的。我觉得你不必担心，不要着急。尤其是你要注意你的身体！

——我说的就是这些话。说完后，我又问了他一遍：“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回答说：“明白了。你提醒我怎样正确对待问题，注意身体。我会记住的。我对自己的问题确实是一直想不通，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好过多了。我不担心，我也不着急。谢谢你。”我最后关照他一句：“我刚才说的话，你不要与任何人说啊！”他回答：“当然，当然！”尽管如此，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能够“想通”，能够做到“不担心、不着急”。我希望他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给他做结论的那一天。至于我对他说的话，当时也只能说这些了。即使是这些话，也可以被认为是有“立场”问题的，至少也是违犯了“纪律”的。所以谈完话之后，我自己心里也不踏实了好几天，毕竟我本来也很胆小，生怕犯什么“政治错误”。

但是陈翔鹤先生的性格和状态，实在不是区区我几句话所能改变的，又过了几天，他真的支持不住了。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似乎有所预感，那天他向工、军宣队请假回了一%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