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明

《文学遗产》六十华诞即将来临。在这里，我想回顾先师王运熙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论文的情况，以此作为一瓣心香，表示自己的真诚的祝愿。

王运熙先生是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大家，他的许多精彩论文都发表于《文学遗产》。我翻检先生的文集，注明初载于《文学遗产》的有二十二篇之多。（不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所载。1964、1965年载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的有两篇，则统计在内，因为那两年里副刊虽不由文学所主办，内容也从古典文学研究扩大到包括外国文学研究，但主编余冠英先生、编委陈友琴先生是文学所的，他们和编委中的吴组缃、季镇淮、郭预衡三位先生原来也是文学所主办时期的编委。）这二十二篇里，有十五篇刊载于“文革”以前，那时《文学遗产》是以《光明日报》副刊及增刊的形式出版的；有七篇刊载于1980年《文学遗产》复刊之后，那已经改为今天这样的杂志形式了。

《文学遗产》第1期出版于1954年3月1日，到5月10日的第六期，就登载了王先生的《说黄门鼓吹乐》。此后直至“文革”开始之前的1965年，除了1963年，每年王先生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有时还一年两篇、三篇。到了1965年夏天，王先生和复旦师生一起，被驱赶到上海郊区去搞“小四清”，接着是“大四清”，1966年夏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整整十年之内，王先生与其他先生联名发表过关于屈原和洪皓《江梅引》的两篇文章，和中文、历史系教师一起注释过《天问》、《天对》，参加过校点《旧唐书》、《旧五代史》，但没有任何个人的文章发表。可以说基本上停止了学术研究。这是一位视古典文学研究为生命的学者的无奈。而《文学遗产》也是“文革”一开始便被迫停刊，为刊物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主编陈翔鹤先生也受尽迫害，饮恨而逝。待到“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文学遗产》于1980年正式复刊。在复刊的第一期上，就又发表了王先生的《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价》。王先生在《文学遗产》上发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载于2005年第5期的《文心雕龙的艺术标准》。巧得很，第一篇和最后一篇都是论刘勰的，内容上也有相通之处。这一年先生八十大寿，弟子们和复旦以及上海市的有关单位都为先生举行庆祝。回顾先生初次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论文，才29岁（虚岁），至此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先生的学术历程，可说都有《文学遗产》相伴在身边。“君悲亦悲，君喜亦喜”，能不说是休戚相关么？真是值得回味啊。

王先生发表于《文学遗产》的文章，篇篇不苟，都是精心之作。我们知道，先生早在二十多岁时，就以六朝乐府研究而蜚声学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后来转而对汉魏六朝唐代文学史中其他方面的研究，又从事于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都取得丰硕的成果。这几个方面，都有精彩的论文在《文学遗产》发表。这里只举几个例子说一说。

上面说过，第一篇发表于《文学遗产》的是《说黄门鼓吹乐》，该篇与次年即1955年发表在增刊第1辑的《吴声西曲中的扬州》都是关于乐府研究的。蔡邕曾述东汉音乐为四品，其中黄门鼓吹乐为天子宴乐群臣所用。但其文亡佚已久，仅能从典籍中窥见片断。后人均不明其内容，或以为属于雅乐。《说黄门鼓吹乐》考证它属于俗乐，主要内容是相和歌和杂舞曲。这篇文章对于我们了解历代音乐机构设置、沿革很有意义，也充分显示了先生对史料的熟稔和考证的功力。《吴声西曲中的扬州》则纠正现代治文学史者或以六朝扬州即隋唐以来扬州的误解，指出吴声、西曲里的扬州实际上指的是京城建康。该文娴熟地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使读者加深了对吴声、西曲的理解。

这两篇文章，王先生在与我谈话时都说到过，他对它们是很看重的。后一篇曾得到历史地理专家谭其骧先生的称赞。至于前一篇，更应该着重指出它与当时在文学所工作、担任《文学遗产》编委的余冠英先生的因缘。1954初，余先生的《乐府诗选》出版不久，王先生给余先生写了一封信，对该书《前言》和余先生另一篇文章《〈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提了一点小意见，并将《说黄门鼓吹乐》寄上请余先生指正。不久就得到余先生回信，不但表示同意所提意见，而且说已将《说黄门鼓吹乐》推荐给创刊不久的《文学遗产》发表。那年王先生不到三十，余先生比王先生大二十岁，早已蜚声文坛，而这样虚怀若谷，热情奖掖晚辈，真正是以学术为公器的大家风范，使王先生非常钦敬和感动。事情还不仅于此。王先生随后又将书稿《六朝乐府与民歌》寄给余先生看，也得到称赞，并由余先生推荐给《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的主编王耳（即文怀沙先生），于1955年出版。王先生后来还通过余先生，得到赴文学所工作的机会，后因故未果。王先生2000年七十五岁时，写了《回忆与余冠英先生的交往》一文，深情回顾了当日的经过。如今余先生早归道山，王先生不久前也离开了我们。余先生长期担任《文学遗产》编委、主编，王先生则是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许多文章的作者。二位先生都是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大家。我们重提旧事，仰望先辈的风采，不能不深深地感喟。

发表于1957年11月10日《文学遗产》第182期的《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也是王先生的一篇力作。关于唐传奇与古文运动之关系，有两种颇有影响的说法。一是郑振铎先生所代表的，认为唐传奇的发达在中唐，正是古文运动鼎盛之时，古文文体运用于传奇，促进了传奇的发展。二是陈寅恪先生说的， 古文运动的兴起，乃是古文家用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二说一则强调古文运动对传奇的推进，一则强调传奇对古文运动的作用。王先生于二说都不赞成。针对郑先生的说法，王先生着重从文体、语言风格上加以论述。他认为，唐传奇的文章，和当时的散文一样，大多数是句子较为整齐、多四言句的文体，有时还穿插駢偶句子，体现了一种散文駢化的特色，而古文家恰恰是故意创造句式参差不齐、“磔裂章句，隳废声韵”的文体，以追求一种奇崛不凡的效果。传奇文的气格，距骈文近而离古文反远。王先生认为唐传奇此种文体，正如其搜奇志怪的内容一样，与汉魏六朝的小说、杂传类作品有密切关系；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叙述、描写趋于细腻生动，文辞趋于华艳，受到了骈文，包括当时变文、俗曲等民间文学的影响。因此，唐传奇的文体，不但无待于古文运动之赐，而且恰与古文家所追求者相左。对于陈先生的说法，王先生认为，古文运动的理论，在于以文明道，不可能以试作小说的方式来兴起古文运动；而且被视为小说的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序》、《毛颖传》，都作于元和年间，那时韩愈早已写了不少重要的古文作品，可说已经是一位古文大师，他何须再作小说来兴起古文？王先生的这篇文章，大约也就七八千字，但论述了一个大问题，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我想他的观点的形成，得力于对汉魏六朝唐代各种文体的感性具体而又透彻的了解。如果仅仅作表层的逻辑推论，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独具只眼的结论的。

关于《文心雕龙》，王先生有一个通达而合乎实际的观点。他说刘勰此书固然涉及不少文学理论问题，见解精辟，但该书原来的宗旨，是指导各体文章的写作，谈论作文的原则和方法，是一部文章学、文章作法一类的书。从这样的定位出发，王先生分析《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和结构，认为其基本思想是主张宗经与辨骚相结合，即雅正与奇丽相结合。这一基本思想，是从指导写作、纠正不良文风的角度出发的。王先生的这一观点，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撰文予以全面论述，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形成了。这从《刘勰为什么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一文就可以看出来。曾有一种意见，认为《辨骚》应同以下二十篇一起归入文体论，王先生不同意。他的论证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认为《辨骚》不是一般地谈文体，而是通过论骚而提出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其内容与地位都与所谓“文体论”诸篇不同。现在大家都认为《辨骚》应与前四篇合为一组了，我以为王先生的这篇文章可说对于《文心雕龙》研究起到了某种奠基的作用。该文也发表于《文学遗产》，时为1964年4月，才四千多字。

上文说到，王先生于《文学遗产》复刊后发表在第一期上的文章，和2005年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最后一篇文章，碰巧都是论《文心雕龙》的，而且都主要是论刘勰的文章艺术观点的。王先生指出，刘勰很重视文采，对于骈体文学的诸要素骈偶、辞藻、用典、声律等，都非常重视，刘勰是骈体文学的热烈拥护者和宣传者。他之批评当时文风，只是反对塗饰过分而已。王先生这一观点，其实也是早已形成、一以贯之的。他在1961年8月27日《文学遗产》第378期刊载的《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里就说：“刘勰实在并不否定汉魏以来重视形式的文学作品，只是要求不要过分，只是着重批评其末流之弊。”那么，王先生对这种重视艺术形式、重视骈体文学的观点如何评价呢？在“文革”和“文革”以前很长的时期内，学界是轻视形式、否定骈体的，甚至动辄指斥所谓“形式主义”。如曹道衡先生所说， 人们“甚至一提到形式问题，就担心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曹道衡先生：《可否也谈谈形式问题》）为何会造成这种局面？原因复杂，但无疑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艺观有关。那种文艺观强调文学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强调思想内容第一，艺术第二，强调若思想内容“反动”，则越具艺术性就越应该排斥。人们在那样的氛围里小心翼翼，年深日久，就觉得那样的教条是天经地义。骈文和赋，正是被许多著作斥之为贵族文学、形式主义的，那种倾向从“五四”以后就有，建国以后尤见其烈。因此，谈到刘勰的语言艺术观时，有些学者要么抓住他的某些理论表述，不顾他对骈文作家的肯定评价，说刘勰反对形式主义；要么说刘勰的理论和具体评价脱节。但王先生不是那样。他在《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说，赋和骈文里也有不少优秀作品，我们不能说强调形式、格律就是形式主义，应该纠正笼统否定赋和骈文的偏向。这样，王先生就对重视文采、推重骈体文学的观点表示了肯定。在当年那样的气氛中，这样说不但表现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且显示了坚持真理的学术勇气。在发表于1962年出版的《文学遗产增刊》第10辑的《范晔〈后汉书〉的序和论》一文中，王先生具体分析了范晔骈文的文采之美及其深远的影响，可说是为骈文张目，同样显示了独立思考、不盲目跟风的精神。而《文学遗产》刊登王先生的这些文章，留下了可贵的历史记录，当然也是很值得赞美和感念的。

以上简略介绍了王运熙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论文的情况。以此为例，可以见出一位优秀学者的学术工作与一份优秀的学术刊物“合之双美”、互相依存的紧密关系。正因为如此，《文学遗产》在建国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谨撰写此文，祝愿《文学遗产》发扬光大自己的优良传统，越办越好，同时也借以寄托对恩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文学遗产》六十华诞即将来临。在这里，我想回顾先师王运熙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论文的情况，以此作为一瓣心香，表示自己的真诚的祝愿。

王运熙先生是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大家，他的许多精彩论文都发表于《文学遗产》。我翻检先生的文集，注明初载于《文学遗产》的有二十二篇之多。（不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所载。1964、1965年载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的有两篇，则统计在内，因为那两年里副刊虽不由文学所主办，内容也从古典文学研究扩大到包括外国文学研究，但主编余冠英先生、编委陈友琴先生是文学所的，他们和编委中的吴组缃、季镇淮、郭预衡三位先生原来也是文学所主办时期的编委。）这二十二篇里，有十五篇刊载于“文革”以前，那时《文学遗产》是以《光明日报》副刊及增刊的形式出版的；有七篇刊载于1980年《文学遗产》复刊之后，那已经改为今天这样的杂志形式了。

《文学遗产》第1期出版于1954年3月1日，到5月10日的第六期，就登载了王先生的《说黄门鼓吹乐》。此后直至“文革”开始之前的1965年，除了1963年，每年王先生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有时还一年两篇、三篇。到了1965年夏天，王先生和复旦师生一起，被驱赶到上海郊区去搞“小四清”，接着是“大四清”，1966年夏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整整十年之内，王先生与其他先生联名发表过关于屈原和洪皓《江梅引》的两篇文章，和中文、历史系教师一起注释过《天问》、《天对》，参加过校点《旧唐书》、《旧五代史》，但没有任何个人的文章发表。可以说基本上停止了学术研究。这是一位视古典文学研究为生命的学者的无奈。而《文学遗产》也是“文革”一开始便被迫停刊，为刊物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主编陈翔鹤先生也受尽迫害，饮恨而逝。待到“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文学遗产》于1980年正式复刊。在复刊的第一期上，就又发表了王先生的《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价》。王先生在《文学遗产》上发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载于2005年第5期的《文心雕龙的艺术标准》。巧得很，第一篇和最后一篇都是论刘勰的，内容上也有相通之处。这一年先生八十大寿，弟子们和复旦以及上海市的有关单位都为先生举行庆祝。回顾先生初次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论文，才29岁（虚岁），至此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先生的学术历程，可说都有《文学遗产》相伴在身边。“君悲亦悲，君喜亦喜”，能不说是休戚相关么？真是值得回味啊。

王先生发表于《文学遗产》的文章，篇篇不苟，都是精心之作。我们知道，先生早在二十多岁时，就以六朝乐府研究而蜚声学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后来转而对汉魏六朝唐代文学史中其他方面的研究，又从事于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都取得丰硕的成果。这几个方面，都有精彩的论文在《文学遗产》发表。这里只举几个例子说一说。

上面说过，第一篇发表于《文学遗产》的是《说黄门鼓吹乐》，该篇与次年即1955年发表在增刊第1辑的《吴声西曲中的扬州》都是关于乐府研究的。蔡邕曾述东汉音乐为四品，其中黄门鼓吹乐为天子宴乐群臣所用。但其文亡佚已久，仅能从典籍中窥见片断。后人均不明其内容，或以为属于雅乐。《说黄门鼓吹乐》考证它属于俗乐，主要内容是相和歌和杂舞曲。这篇文章对于我们了解历代音乐机构设置、沿革很有意义，也充分显示了先生对史料的熟稔和考证的功力。《吴声西曲中的扬州》则纠正现代治文学史者或以六朝扬州即隋唐以来扬州的误解，指出吴声、西曲里的扬州实际上指的是京城建康。该文娴熟地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使读者加深了对吴声、西曲的理解。

这两篇文章，王先生在与我谈话时都说到过，他对它们是很看重的。后一篇曾得到历史地理专家谭其骧先生的称赞。至于前一篇，更应该着重指出它与当时在文学所工作、担任《文学遗产》编委的余冠英先生的因缘。1954初，余先生的《乐府诗选》出版不久，王先生给余先生写了一封信，对该书《前言》和余先生另一篇文章《〈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提了一点小意见，并将《说黄门鼓吹乐》寄上请余先生指正。不久就得到余先生回信，不但表示同意所提意见，而且说已将《说黄门鼓吹乐》推荐给创刊不久的《文学遗产》发表。那年王先生不到三十，余先生比王先生大二十岁，早已蜚声文坛，而这样虚怀若谷，热情奖掖晚辈，真正是以学术为公器的大家风范，使王先生非常钦敬和感动。事情还不仅于此。王先生随后又将书稿《六朝乐府与民歌》寄给余先生看，也得到称赞，并由余先生推荐给《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的主编王耳（即文怀沙先生），于1955年出版。王先生后来还通过余先生，得到赴文学所工作的机会，后因故未果。王先生2000年七十五岁时，写了《回忆与余冠英先生的交往》一文，深情回顾了当日的经过。如今余先生早归道山，王先生不久前也离开了我们。余先生长期担任《文学遗产》编委、主编，王先生则是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许多文章的作者。二位先生都是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大家。我们重提旧事，仰望先辈的风采，不能不深深地感喟。

发表于1957年11月10日《文学遗产》第182期的《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也是王先生的一篇力作。关于唐传奇与古文运动之关系，有两种颇有影响的说法。一是郑振铎先生所代表的，认为唐传奇的发达在中唐，正是古文运动鼎盛之时，古文文体运用于传奇，促进了传奇的发展。二是陈寅恪先生说的， 古文运动的兴起，乃是古文家用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二说一则强调古文运动对传奇的推进，一则强调传奇对古文运动的作用。王先生于二说都不赞成。针对郑先生的说法，王先生着重从文体、语言风格上加以论述。他认为，唐传奇的文章，和当时的散文一样，大多数是句子较为整齐、多四言句的文体，有时还穿插駢偶句子，体现了一种散文駢化的特色，而古文家恰恰是故意创造句式参差不齐、“磔裂章句，隳废声韵”的文体，以追求一种奇崛不凡的效果。传奇文的气格，距骈文近而离古文反远。王先生认为唐传奇此种文体，正如其搜奇志怪的内容一样，与汉魏六朝的小说、杂传类作品有密切关系；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叙述、描写趋于细腻生动，文辞趋于华艳，受到了骈文，包括当时变文、俗曲等民间文学的影响。因此，唐传奇的文体，不但无待于古文运动之赐，而且恰与古文家所追求者相左。对于陈先生的说法，王先生认为，古文运动的理论，在于以文明道，不可能以试作小说的方式来兴起古文运动；而且被视为小说的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序》、《毛颖传》，都作于元和年间，那时韩愈早已写了不少重要的古文作品，可说已经是一位古文大师，他何须再作小说来兴起古文？王先生的这篇文章，大约也就七八千字，但论述了一个大问题，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我想他的观点的形成，得力于对汉魏六朝唐代各种文体的感性具体而又透彻的了解。如果仅仅作表层的逻辑推论，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独具只眼的结论的。

关于《文心雕龙》，王先生有一个通达而合乎实际的观点。他说刘勰此书固然涉及不少文学理论问题，见解精辟，但该书原来的宗旨，是指导各体文章的写作，谈论作文的原则和方法，是一部文章学、文章作法一类的书。从这样的定位出发，王先生分析《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和结构，认为其基本思想是主张宗经与辨骚相结合，即雅正与奇丽相结合。这一基本思想，是从指导写作、纠正不良文风的角度出发的。王先生的这一观点，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撰文予以全面论述，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形成了。这从《刘勰为什么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一文就可以看出来。曾有一种意见，认为《辨骚》应同以下二十篇一起归入文体论，王先生不同意。他的论证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认为《辨骚》不是一般地谈文体，而是通过论骚而提出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其内容与地位都与所谓“文体论”诸篇不同。现在大家都认为《辨骚》应与前四篇合为一组了，我以为王先生的这篇文章可说对于《文心雕龙》研究起到了某种奠基的作用。该文也发表于《文学遗产》，时为1964年4月，才四千多字。

上文说到，王先生于《文学遗产》复刊后发表在第一期上的文章，和2005年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最后一篇文章，碰巧都是论《文心雕龙》的，而且都主要是论刘勰的文章艺术观点的。王先生指出，刘勰很重视文采，对于骈体文学的诸要素骈偶、辞藻、用典、声律等，都非常重视，刘勰是骈体文学的热烈拥护者和宣传者。他之批评当时文风，只是反对塗饰过分而已。王先生这一观点，其实也是早已形成、一以贯之的。他在1961年8月27日《文学遗产》第378期刊载的《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里就说：“刘勰实在并不否定汉魏以来重视形式的文学作品，只是要求不要过分，只是着重批评其末流之弊。”那么，王先生对这种重视艺术形式、重视骈体文学的观点如何评价呢？在“文革”和“文革”以前很长的时期内，学界是轻视形式、否定骈体的，甚至动辄指斥所谓“形式主义”。如曹道衡先生所说， 人们“甚至一提到形式问题，就担心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曹道衡先生：《可否也谈谈形式问题》）为何会造成这种局面？原因复杂，但无疑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艺观有关。那种文艺观强调文学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强调思想内容第一，艺术第二，强调若思想内容“反动”，则越具艺术性就越应该排斥。人们在那样的氛围里小心翼翼，年深日久，就觉得那样的教条是天经地义。骈文和赋，正是被许多著作斥之为贵族文学、形式主义的，那种倾向从“五四”以后就有，建国以后尤见其烈。因此，谈到刘勰的语言艺术观时，有些学者要么抓住他的某些理论表述，不顾他对骈文作家的肯定评价，说刘勰反对形式主义；要么说刘勰的理论和具体评价脱节。但王先生不是那样。他在《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说，赋和骈文里也有不少优秀作品，我们不能说强调形式、格律就是形式主义，应该纠正笼统否定赋和骈文的偏向。这样，王先生就对重视文采、推重骈体文学的观点表示了肯定。在当年那样的气氛中，这样说不但表现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且显示了坚持真理的学术勇气。在发表于1962年出版的《文学遗产增刊》第10辑的《范晔〈后汉书〉的序和论》一文中，王先生具体分析了范晔骈文的文采之美及其深远的影响，可说是为骈文张目，同样显示了独立思考、不盲目跟风的精神。而《文学遗产》刊登王先生的这些文章，留下了可贵的历史记录，当然也是很值得赞美和感念的。

以上简略介绍了王运熙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论文的情况。以此为例，可以见出一位优秀学者的学术工作与一份优秀的学术刊物“合之双美”、互相依存的紧密关系。正因为如此，《文学遗产》在建国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谨撰写此文，祝愿《文学遗产》发扬光大自己的优良传统，越办越好，同时也借以寄托对恩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