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集》的编选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后蜀统治者的淫乐需求，也不可认为其与南朝“宫体”一脉相承。若将《花间集》的诞生置于后蜀初年（934—940）这一较为精确的历史坐标之中，可以发现，《花间集》裒集的历史契机是由于乐曲沦散，后蜀伎乐建设对新曲词产生迫切的需求。孟昶执政之初对前蜀王衍淫佚亡国的镜鉴，是《花间集叙》批评南朝“宫体”与“倡风”以及《花间集》编选尚雅黜俗的背景语境。唐季五代“诗客”词人并不被动迎合乐曲，而是敢于突破传统乐曲规定，积极创制新调。他们创作的声律谐婉、歌词精雅的“诗客曲子词”，强化了曲子词的文学性，提升了艳词的审美层次，满足了编选者对新型歌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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