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遗产》创刊已逾四十年，复刊也已十五年了。值此时刻，本刊举办若干活动，以示庆祝。

    《文学遗产》走过的历史值得庆祝。这段历史虽然坎坷，迭经风云变幻，中间还曾被迫停刊(1966－1979)，但这份全国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对中国的学术事业来说还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可有可无的。本刊前主编、今年九十高龄的余冠英先生题词说：“无德不立，无文不行。”这对于个人、群体如此，对于社会、民族，尤其如此。一个忽视文化、蔑弃遗产的民族，能“立”“行”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吗?《文学遗产》的存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信念、一个标志，表明数千年华夏文学遗产没有被现代中国人所抛弃，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在生生不息，世代相继。

    《文学遗产》目前的状况值得庆祝么?值得。当然，目前刊物财力拮据，办事艰难，左支右绌，解困乏术，各方面工作均受影响。例如本刊出刊的要目广告已经十多年未曾在报纸上露过面；本刊开出的稿酬虽然执行的是国家统一标准，但这标准是多年前所订，以目前物价涨幅衡量，显然严重偏低，与作者付出的劳动很不相称；本刊历年所办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术讨论会，皆系联合举办，而在各方合作中，本刊常充当只出力不出钱或少出钱的角色；本刊早已拟就振兴古典文学研究事业、鼓励中青年学人成才的全国优秀成果评奖计划，终因募集基金未果而束之高阁……诸如此类，言之赧颜。不过这些都是刊物在物质条件方面面临的困境，应当看到，刊物的学术内涵仍然是充实的，《文学遗产》并没有因物质条件差而降低自身的水准，专家学者也并未因稿酬低而撤销对本刊的支持，在编者与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文学遗产》作为本学科的一种核心刊物，一如既往地以其学术品位，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尊重。

    总之，四十年，《文学遗产》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这就应当庆祝。为说明四十年来《文学遗产》所做工作的具体情况，这里不妨举几个简要的数字。

    第一组数字是，《文学遗产》自创刊以来，包括五、六十年代的《光明日报》副刊和八十年代复刊以来的杂志，以及《文学遗产增刊》十八辑，总共发表各类文章(论文、书评、学术综述等)3300余篇，共l800余万字。此外，最近又开始编辑《文学遗产丛书》，第一辑五种共约130万字，即将付梓出版。当然，《文学遗产》刊登的文章，未必字字珠玑、篇篇黼黻，其中肯定有一些文章，因时代或作者本人的种种局限，水平不高，甚至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文章总体上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基本上代表了发表之时的学术水平，它们对构筑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学术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其中有些优秀论文(当然数量不可能很多)凝结了作者独到的研究心得，可以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它们将在古典文学研究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第二组数字是，四十年来先后为《文学遗产》撰文的作者(除去真名与笔名相重者)超过1400位。从地域上看，这些作者分布在全国各省市，自八十年代以来更有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美国、韩国、日本、欧洲的学者在本刊发表文章。作者分布面的广泛，体现了一份全国性刊物应有的气度。更重要的是，在本刊的作者中，包括了本学科的一些最著名的专家。这些专家在《文学遗产》发表他们的论著，是本刊的荣幸。四十年来，老一辈专家中有不少已先后谢世，为表示我们的永久感念和敬意，特将他们的尊讳谨书如下：

    力扬、马茂元、王伯祥、王汝弼、王昆仑、王瑶、古直、冯至、冯沅君、老舍、刘大杰、刘永济、刘盼遂、刘绶松、孙望、孙作云、孙楷第、任中敏、朱东润、李一氓、李广田、李长之、李嘉言、陈子展、陈中凡、陈翔鹤、汪蔚林、吴世昌、吴兴华、吴恩裕、吴晓铃、吴组缃、何其芳、陆侃如、阿英、杨晦、杨公骥、张志岳、郑振铎、茅盾、罗根泽、段熙仲、赵景深、俞平伯、董每戡、徐澄宇、高亨、高海夫、郭沫若、郭绍虞、唐弢、唐圭璋、聂绀弩、夏承焘、浦江清、萧涤非、隋树森、游国恩、黄药眠、谢无量、谢国桢、傅庚生、傅惜华、谭丕模、谭正璧、詹安泰、蔡仪、缪钺、魏建功等。

    另一方面，本刊作者群中人数更多的还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这些学者在1949年以后陆续成长起来，成为当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有人说：“半个世纪以来《文学遗产》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人才。”(作者来信)“培育”之说，言之过重，我们愧不敢当。但倘说四十年来本学科的几代学者，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大多与《文学遗产》有过文字交谊，《文学遗产》曾给他们以相当的助力，当是不差的。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处女作是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也是事实。以五十年代崭露头角的一批学者为例说，他们在《文学遗产》上初次发表论文时，尚是“始冠”未久的青年，而今早已成为成就卓著的学科带头人。自八十年代以来，同样也有类似情形的新一代学人，与本刊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从这十多年来的发展势头看，他们正在成为跨世纪的学科带头人，这已无可怀疑。   

    总之，四十年以来，《文学遗产》联系着包括老中青各年龄层次的第一流的学者群体，刊载着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有了这两点学术上的实绩，那么无论刊物在其他方面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我们也足以感到自慰。

    四十年来，也有不少教训值得我们记取。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古典文学研究必须注意保持自己的学术品位。科学研究包括人文科学研究，具有自身的规律性。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转化为某种具体的社会效益，但这种因果关系不能颠倒过来，一旦科学研究被规定为“从属于”某种社会功利、群众运动或一时政策观念的需要，那么它就必将迷失自我而发生“异化”。这种情况下的科学就要被打折扣，甚至要滑向伪科学。例如五十年代的迭次批判运动，六十年代的批判“人性论”，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七十年代的“评《红楼梦》”、“评《水浒》”等，都曾给予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已是多年以前的往事，事情的责任也应当由当时的文化政策制定者来负，但这里的教训值得我们长久记取。科学研究不是任人使唤的婢女，更不是跟在贾政身后胁肩谄笑、随声附和的单聘仁之类的清客相公，学术研究的独立品格，必须慎予维护。本刊首任主编陈翔鹤先生在他亲自执笔撰写的首期《发刊词》(载于《文学遗产》第一期，《光明日报》l954年3月1日)中强调说“努力提倡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我们的古典文学中的作家和作品”，这是完全正确的方针。可惜由于大环境方面极左思潮泛滥的原因，刊物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难以全面贯彻科学性宗旨。即便如此，《文学遗产》仍被某些人视为存在“右倾”嫌疑，到六十年代中期，陈先生遂被撤销主编职务，不久更遭到严重的政治迫害。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环境有了很大改进，但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科学性素质仍有待加强。当前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有一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有人受着“经济效益冲动”的支配，极力把学术工作与商业行为联结起来，这里同样隐伏着危机。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人编印的有关古典文学的出版物，从选题、内容到写法，全面迎合“市场需要”，它们往往表现为快速的大量生产，伴随着内在质量的低下和粗糙。还有些人出于某种经营需要，强拉古人作广告，只顾制造轰动效应，不惜歪曲文学史实。诸如此类的做法，近年颇有增加的趋势。我们认为，做学问并非绝对排斥言商，“必也曰义，何必曰利”的观念显然已过于陈腐。学术工作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需要改善，为此而作出努力，应予肯定。有的企业家慷慨解囊，支持、赞助学术事业，应予褒扬。有的文人弃文从商“下海”，也是正当的职业选择，无可非议。问题是将古典文学研究从属于商业目的，以做买卖的态度取代科学的严肃性，这就损害了学术工作。古典文学研究绝不应搞假冒伪劣。学术蜕变为经商，这是又一种形态的异化。时下经济界颇推崇“儒商”形象，此固不错；但学术界的“商儒”作风，恐怕就不值得提倡。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宁可冷一点，也不要出于商业目的的热炒。

    中国数千年文学遗产实在太丰富，有待大家去做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实在太多，理论和资料方面的建设都亟待加强。理论建设和资料建设，这是发展本学科不可偏废的“两条腿”，四十年来虽然取得不少成绩，还应花大力气去做。在这里，“忽视思想和理论的考据至上主义”(本刊《发刊词》)，以及相反的轻视资料研究的基础作用的观念，都是不正确的。具体到每个古典文学工作者，都可能拥有基于自身条件的某种优势，有人长于理论思维，有人善于资料鉴别，也有人二者兼擅。我们不必要求每个人都是“十项全能”，大家都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强项，尽管从个人来说，似乎不免有所偏重，但从整个学术群体来看，互相补充就可达致基本的平衡。为此，不同学风和学术路数的研究者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尊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不但关乎学者之间的团结，也有助于学科总体水平的提高。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文学遗产》四十年来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本性”。这就是：紧密地团结和依靠广大古典文学工作者，坚持科学性准则，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贡献力量。四十年的历史不算很长，但走过的这段历程也实属艰辛。编辑部同仁唯愿今后的道路能更顺畅。我们不奢望古典文学研究会成为当代显学，但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将它建设成一门高水平的学科。在这历史性进程中，《文学遗产》将与大家同在。